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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警察背朝外从车上下来，他们拿着绳索、梯子和两包用油布包起来的长方形的东西。他们走到一条围绕着这一排房屋的街上，在格朗那栋房子的对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人们看到，或是更正确地说，人们猜想到，在这些屋子的门后出现了一些骚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一动不动地倒在一摊暗黑色的血泊里。
突然，从警察们占据着的屋子的窗户里发出一阵哒哒哒的手提式冲锋枪声。随着这一阵射击，那扇被瞄准的百叶窗一片片地碎落下来，成了一个黑暗的大窟窿。里厄和格朗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看过去，什么也分辨不清。当这阵射击停下来的时候，在距离较远的一栋房屋里，第二支手提式冲锋枪又接着从另一个角度响起来了。子弹可能打进了窗的方框，因为其中有一颗子弹打下了一堆砖头的碎片。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三个警察飞速穿过马路，冲入大门。几乎同时，另外三个警察也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射击也就停止了。人们还在等待。从屋里传出了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阵嘈杂声，人们看见一个只穿衬衣、不停地叫喊着的矮个儿几乎是足不着地给拖了出来。同时，所有沿街的百叶窗都像出现奇迹一般一下子全打开了，窗口挤满了瞧热闹的人，一大群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挤在警戒线后面。这时，人们看到这矮个儿已到了马路中间，两脚着地，两只胳膊被警察拧到背后。他叫喊着。一个警察跑到他跟前，又稳又狠地猛揍了他两拳。
“这是科塔尔，”格朗结结巴巴地说，“他疯了。”
科塔尔被打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使尽全力对准躺在地上的人踢了几脚。接着一群乱哄哄的人骚动起来，朝着医生和他的老朋友走来。
“散开！”警察说。
当这群人在里厄面前走过时，他把目光避开了。
在暮色朦胧中，格朗和里厄走了。好像刚才发生的事件已使这个区从一种麻木的状态中苏醒了似的，这些偏僻的街道又重新沸腾起来，快乐的人群又闹开了。格朗在走到家门口时向医生告别。他要干活去。但临上楼之前，他对医生说，他已经给让娜写了信，并说现在他很高兴。接着他提到了自己已重新改写了那句句子：“我把形容词全部划掉了。”
说罢，他就带着一种调皮的笑容，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向里厄行了个礼，但是里厄却在想着科塔尔。他朝着那个患气喘病的老头儿家走去，一路上耳边总是回响着拳头打在科塔尔脸上所发出的那种沉重的声音。想到一个犯罪的人比想起一个死去的人可能更不好受。
当里厄到达病人家的时候，天色已完全黑了。在病人的房间里，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那些庆祝自由的欢笑声，而那老头儿的脾气还是跟往常一样，在继续不停地玩他那鹰嘴豆换锅的游戏。
“是啊，玩玩，高兴高兴，他们做得对，”他说，“有苦就得有乐，要不就不成其为世界了。医生，您的那位同事呢？他现在怎么了？”
一阵阵爆炸声传到他们耳边，但这不是枪炮声，孩子们在放爆竹。
“他死了，”医生边回答边为老头儿的呼呼作响的胸部听诊。
“哎哟！”老头儿惊叹了一声。
“得了鼠疫。”里厄补充说。
“是啊，”老头儿过了一会慨叹地说，“好人总是先死，这就是生活。不过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您为什么说这些？”医生一边放好听诊器一边问。
“我是随便说说。不过他这个人说话可不会信口开河。总之，我很喜欢他。就是这样。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您得经常做做熏蒸疗法。”
“啊！请放心。我还有好多时间要活，我要看人们统统死去。我可懂得活命。”
在远处，欢乐的呼声对他的话作出了回答。里厄站在屋子中间。
“我到平台上去，不打扰您吗？”
“一点也不！您想到上面去看看他们，是吗？您高兴去就去。不过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
里厄朝着楼梯走去。
“喂，医生，他们要为这些死于鼠疫的人竖一座纪念碑，这事儿确实吗？”
“报纸上是这么说的。竖一座石碑，或者一块纪念牌。”
“我早料到会这样做。还会有人演讲呢。”
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
里厄已经登上了楼梯。寒冷的天空一望无际，星星在房屋上空闪闪发光，在山冈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燧石一般冷硬坚实。这一天的夜晚跟上次他和塔鲁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没有多大的差别——那天晚上他们是为了排遣鼠疫给他们带来的心头烦闷而到这个平台上来的。但是今天，悬崖下的大海比那天夜里更不平静。四周的空气轻飘飘地浮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点也闻不到那还不很凉的秋风所带来的海水味。可是来自城里的喧哗声却犹如阵阵波涛冲击着平台的墙脚。但这天的夜晚是解放的夜晚，而不是反抗的夜晚。远处，可以看到一大片暗红色的光，那里是灯火辉煌的林阴大道和广场。在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传到里厄耳边的声音正是人们的心愿所汇成的吼鸣。
从黑沉沉的港口那儿升起了市政府放的第一批礼花。全城发出了一片长时间的低沉的欢呼声。所有那些曾经被里厄爱过而现在已经离开了他的人们，如科塔尔、塔鲁、医生自己的妻子，所有这些人，有的去世，有的犯罪，现在全都被遗忘了。那老头儿说得对，人们还是跟以前一个样。这就是说人们还是那样生气勃勃。单纯无知，而现在就在这平台上，里厄忘却了痛苦，感到自己跟人们在一起。一阵阵越来越响亮、越持久的欢呼声不断地从市中心一直传到平台底下，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犹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面对这种景色，里厄医生于是决定动手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关于加缪和他的《鼠疫》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