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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卡斯特尔，他有一天跑来通知里厄医生血清已准备就绪，两人决定要在奥东先生的男孩——就是那个刚送进医院，在里厄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的孩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医生在把最近的统计数字告诉他那老朋友时，发现对方已经在安乐椅上睡得很沉了。平时卡斯特尔的脸上总是露出一股温文尔雅而又带有讥讽的神色，显示出无限的青春活力，而这时映人他眼帘的却是一张突然变得毫无生气的脸，只见半开的嘴边挂着一丝唾液，显露出他的精力衰竭和年迈苍老。面对着这张脸，里厄禁不住一阵心酸，喉咙哽塞。
每当感情脆弱时，里厄就意识到自己确是疲劳了。他控制不住，感情外露。平时，他大多能控制住自己，显得心肠很硬有一套丛书。，不动感情，但偶尔也会感情爆发，有时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唯一的抵御方法就是躲藏在这铁石心肠的外表之下，把他心中用以控制感情的绳索上的结紧紧扯住。他深知这是他能继续干下去的好办法。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幻想了，即使他还保持了一些，但现在也都被疲劳所磨灭了，因为，他知道，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时期里，他的职责不再是给人治病，而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就断定病人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拉住他的手腕嚎叫：“医生，救救他的命吧！”但是他在那儿并不是为了救人性命，而是为了下令隔离。他从那些人的脸上看出人们憎恨他，但是憎恨又怎么样呢？有一天，人家对他说：“您没有心肝！”怎么会没有呢？他有。就是这颗心使他能坚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时，目送那些本该活着的人离开尘世。就是这颗心使他能日复一日地工作下去。今后，他的心只够使他做到这一步。这样的心，怎么能足以救人的命呢？
不！他整天给人的不是援救，而是提供情况。当然，于那种事不能叫做是真正的职业。但是，在这群惶惶不可终日和面临瘟疫浩劫的人们中间，究竟谁还有这闲心思从事真正的职业呢？疲劳还真有点好处。如果里厄头脑清醒一点的话，这种到处都在散发出来的死人气息一定会使他触景生情，无限感慨。但是，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时睡眠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对待事物就是公事公办，就是说要按照公正的原则，一种丑恶的嘲弄人的公正原则办事。至于别人，就是那些病人膏盲的人，他们也体会到这一点。在鼠疫发生以前，人们把这位医生当作救星，三粒药丸和一个针筒就解决问题，而且人们常常挽着他的胳膊，顺着走廊一路送他出来。这样虽然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但毕竟是使人感到愉快的。现在是截然相反了，他到人家家里去要带上几个士兵，必须用枪托砸门，人家才会出来开门，就好像他们是要把这一家人送上死亡的道路，把全人类送上死亡的道路。唉！这倒是真的，人不能离群索居，他也和这些不幸的人一样感到空虚，他也同样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每当他离开这些不幸的人的时候，这种怜悯的心情就会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里厄医生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些想法里还交织着与亲人分离的孤独情绪。这些想法也同样在他朋友们的脸上反映出来。所有那些坚持不懈地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渐渐感到支撑不住，可是这种疲乏所引起的最危险的后果，还不是他们对外界动态以及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而是在于他们对自己那种放任自流、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们有这么一种倾向：凡是不是绝对必要的事，凡是在他们看来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懒得去做。因此，这些人就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所制订的卫生规则，对于他们自身应该进行消毒的许多规定，其中有一些，他们也忘了遵守，有时甚至顾不上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就赶到肺部受鼠疫侵袭的病人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临时被叫到感染者家里去的，他们感到已无此精力再到某处去为自己滴注必要的防疫药物。这倒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这场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对象。总之他们是在碰运气，而运气又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可是，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没有疲劳不堪，也没有灰心丧气，仍然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这就是科塔尔。他对别人继续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但却选中了塔鲁借以强调儒道为一，认为两家皆以“无”为世界本体。，只要后者有空，便去看他。一方面是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很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塔鲁总是诚心诚意地接待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从不怠慢。这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奇迹：不管工作得多么劳累，塔鲁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关心备至。甚至有几个晚上他累垮了，但第二天照旧精神抖擞。科塔尔曾经对朗贝尔说：“我跟塔鲁很谈得来，因为他很通人情。他总是很体谅别人。”
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消失。，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