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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