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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伊丽莎白·斯通：“如果我俩结成了伴儿，是不是说我可以干你？”
“如果你承担责任的话。”伊丽莎白·斯通说。
在英语中特罗伊卡最烦听到就是这两个词，一个是“责任”，另一个是“关系”。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种真正的关系，相互互担对对方的责任，象爱情，是不是？”
他说，“象你们大南方以前的黑鬼对他们的白人主干的关系，嗯？”
她叹一口气：“你这头公驴的大男子主义还真成问题。”她说，“我给咱俩安排了个地方。我在副总统的政治生涯中给她帮了大忙，她欠我的情。现在你得面对现实，金茨和兰姆勃蒂诺会在十一月大选中给宰掉；
海伦·杜波里准备重新招兵买马，我要成为她的一名高级顾问，我给你准备个位子，做我的助手。”
索尔乐了：“好哇，把我降级了。不过你要是能象我想的那样混出个名堂来，我可以考虑。”
伊丽莎白·斯通不耐烦地说：“因为你会失业，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降级。等我先爬上去之后，你也会跟着沾光，你可以作为一名副总统的高级助理拥有你的工作班子。”
她停顿了一下，“听着，”她说，“在参议员的办公室里我们吸引了对方，也许不是爱，但第一眼当然是充满了欲望。我听说你和你的助手在办公室干，我理解这个，我们工作都很紧张，没有时间寻找真正的社会生活或爱情生活。但我讨厌仅仅因为我孤独而跟别人干，我想有种真情实意的关系。”
“你太心急了。”特罗伊卡说，“不过，若是做了总统高级助理……”他耸耸肩，然后咧咧嘴笑笑，表示他是开玩笑。
伊丽莎白·斯通又给他一个笑容，确切地说是个不动声色的冷笑，但特罗伊卡觉得这一笑很迷人。“肯尼迪家族祸不单行，”她说，“没准儿副总统会成为总统的。行了，说点正经的。为什么我们不做个伙伴呢？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我俩谁也不想结婚，谁也木想要孩子，我们就不能一边各过各的，当然，保留各自的房子，一边一块儿生活吗？我们有伙伴关系、性关系和同事关系，可以既满足我们做人的需求，又高效率地工作。如果行，那是种很大的默契；如果不行，那就散伙。我们可以从现在试到十一月。”
当晚他们上了床，伊丽莎白·斯通着实给特罗伊卡展示了一个奇迹，象许多腼腆、内向的人一样，她在床上真正是激情如火而又温柔如水。他们是在伊丽莎白·斯通的市内住所里，把他们的伙伴关系推向了完美和极致。特罗伊卡因为发现了个秘密愈发兴致更高，他不知道她原来这么富有，她是个真正的Wasp，他想，但她隐瞒了这个事实，要是他的话，早该吹嘘一番了。特罗伊卡一眼看出这所在市内的房子特别合适让他们俩住在一起，比他自己窄巴巴的公寓强多了，在这儿他和伊丽莎白·斯通甚至可以辟一间办公室，而且这儿有三个仆人，他再也用不着为洗送衣服、买食品饮料之类的琐事而发愁了。
尽管伊丽莎白·斯通是个坚决的女权主义者，但在床上她表演得就象传说中的某些高等名妓，服服帖帖任他宰割。不过，特罗伊卡想，女人头一次都象这样，就象她们第一次来求职应试一样，然后再也不象当时那么漂亮了。然而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证明他错了。
他们建立了一种几乎完美无缺的关系。每天，在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金茨和兰姆勃蒂诺回了家，他俩一起出去吃顿晚饭，然后睡觉、做爱，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去工作。这样的生活真是惬意极了，他一生中头一次想到了结婚，但他本能地知道这不是伊丽莎白想要的事情。
他们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对工作、对他们的伙伴关系、对他们之间的爱无不感到满意，他们也确实真爱起对方来。但最好和最令人陶醉的时刻是他们在一起筹划商讨国内外大事时，两人都认为肯尼迪会在十一月再次当选为总统，伊丽莎白肯定说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现在对肯尼迪加紧的攻势注定会失败，特罗伊卡则木那么肯定，认为还有不少牌可玩呢。
伊丽莎白恨肯尼迪，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对她认为的一个独裁者的坚决反对。“最重要的是，”她说，“不能让肯尼迪在下次大选中弄进一个他自己的议员，这是原则问题，从肯尼迪的竞选演说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准备要改变美国的民主结构和制度，这可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历史性的后果。”
“既然你现在这么反对他，干嘛还准备在大选之后到副总统手下任职呢？”索尔问她。
“我们不是决策者，”伊丽莎白说：“我们是行政管理人员，给谁干都行。”
这样，在两人亲热了一个月之后，当索尔打电话要伊丽莎白一起上饭馆去碰头时，她觉得奇怪，他们蛮可以回到她的住所舒舒服服地说话，现在那地方就象是他们两个人的家，但索尔坚持要到外边去见面。
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餐馆，他们碰了面，伊丽莎白说：“什么要紧事，为什么不回家去说话？”
索尔一副深思、严肃的模样，“你知道，我正在研究危机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档案文件，我注意到，司法部长克里斯。科利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嗯？”伊丽莎白应声道。
“他也许在你的房子里装了窃听器。”索尔说。
伊丽莎白笑了，“你是不是偏执狂？”她说。
“是，也许有点。”索尔说，“不过，想想这个，克里斯蒂把那两个小伙子格里斯和蒂动特逮了起来，却没有立即审讯他们，他本来有这个功夫。而且有人向两个小伙子预先传递了消息，告诉他们在他们家人找来律师之前什么也不要讲。还有，雅布里不也是这么回事吗？科利把他藏匿了起来，任何人不能探视他和跟他讲话。
科利砌了一道石墙，而肯尼迪做他的后台老板。我觉得科利简直无所不能。”
伊丽莎白·斯通想了想说：“你让金茨弄一个听证委员会传讯科利。我可以在兰姆勃蒂诺这边做同样的工作。我们要引蛇出洞。”
“肯尼迪会动用行政豁免权，禁止他作证，”他说，‘哦们会沾上一屁股屎，指也揩不净。”
伊丽莎白常常被他说的下流话逗得发笑，特别是在床上，但她这次没觉得逗。
“他要是动用总统特权这样做，就会毁了他。”她说，“报纸、电视不会轻饶了他。”
“那好吧，我们就这么干。”索尔说，“不过，咱们先去看看阿德布拉德·格雷，把他拉过来怎么样？我们不能让他站出来讲话，但也没准儿，他是个实心眼儿的理想家，或许在心理上对科利这么拙劣地让原子弹爆炸感到震惊和恶心，说不定他还能提供实情呢。”
这真是不幸，他们先拿格雷开刀。格雷很不情愿见他们，但伊丽莎白·斯通与海伦。
杜波里副总统的密切关系起了决定因素，格雷非常尊敬杜波里。
索尔·特罗伊卡开门见山：“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在原子弹爆炸之别就抓到了那两个年轻人并把他们关了一段时间，但从他们身上没掏到任何情况，这是不是有点儿蹊跷？”
“他们有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力。”格雷谨慎地说。
特罗伊卡不动声色地说：“科利不是一向很严厉、很有办法吗？
格雷斯和蒂勃特这两个小孩子怎么能招架得住他？”
格里耸耸肩说：“你永远搞不明白科利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白·斯通把问题直捅到底，“格雷先生，”她说，“你是否清楚，或至少有理由相信司法部长曾秘密拷问过那两个年轻人？”
格雷对这个问题木禁勃然大怒，可是等等，他妈的干嘛要护着科利，他想，无论如何，在纽约被炸死的大多数是黑人。“这没有任何证据，”他说，“而且我也会作证否认这件事情，科利在秘密审讯的时候，关掉了录音设备，没有任何记录，也许有过最坏的事发生，你们可以这么认为。但你们必须相信，总统没有参予这件事。”
第19章
清晨，在与总统一起出席会议之前，海伦·杜波里象往常一样跑了五英里，并以此清醒清醒头脑，她知道，不仅是这届政府，而且她本人也已处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十字路口。
由于她拒绝在提请罢免总统的声明书上签名，肯尼迪和他的高级助手们现在把她当成了英雄，这使她感到自豪和高兴，尽管她一向鄙夷所谓男人的荣誉。
但现在不是值得高兴的时候，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