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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三界寺里的僧侣中有汉人也有西夏人。五年后的秋天，千佛洞的修复工程完工，在千佛洞最大的一个洞穴里建成了一座大雄宝殿，并举行了盛大的佛祖金身供奉开光典礼。在这次盛典上，聚集了沙州十七寺的数百名比丘僧与比丘尼，还有为了亲临这一空前盛况，从河西各地赶来的百姓，当时真可谓人山人海，万众齐声赞颂我佛无量功德。
为了这次开光典礼，从兴庆派来一名官员范某，他看到北面的几个佛窟尚未修好，于是责成当地有关人员完成此事。
工程马上开始。这时从沙州城里来了一个和尚，他递交了一份文书，申请让他完成其中一个佛窟的修缮，有关费用可以收集民间布施，人力也可由他提供。他的申请最终得以批准，委托他负责一个佛窟的修缮工作。
三界寺的文档中记下了这位僧人的法名、所修洞窟的名字以及他请愿发心的原旨。当初，西夏入侵沙州，他与另外两个和尚曾在这个石窟里躲避一时，后来那两个和尚被流矢射中，不幸身亡，而自己活到今天，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祭奠早年同甘共苦的朋友。
宋庆历八年（即1048年），元昊因夺太子妃而遭太子嫉恨，终被太子刺死，时年四十五岁。这一年正是他征服河西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与宋之间媾和后的第六年。元昊直至死前，一直在国内称王。
西夏与宋之间的关系再次破裂。元昊死后二十年，宋朝进入神宗的年代。继仁宗、英宗之后，年少气盛的神宗即位之始就立志收复被西夏占领的失地。
河西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太平之梦终于惊醒，再次进入战乱时代。就在这时，从于阗到沙州来了一个商人，他声称受于阗旧王族家人之托，给三界寺带来了捐赠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于阗玉石和织绵之类，颇具价值。于阗王李圣天曾经在千佛洞开过佛窟，听说已荒废多年，所以他们还想托寺庙代为修葺。
同时，三界寺里的还有一个使役，也是受人之托，拿来了一件与于阗王族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才知道是一本书卷和一封信。信中写道：
“……缘分所至，在下因人之托，得获沙州节度使曹氏家谱一卷。日后一旦有便，万望后来之人将此家谱捐赠寺庙之中，并为曹氏一族祈祷冥福。曹氏在河西世代为官，虑及当局忌讳，此事不便张扬，而在李圣天所开佛窟中祭祀即可。李圣天之女乃曹家儿媳，多少也算有些亲情也……”
信上所言之事是用汉文、西夏文和左书的回鹘文写成的，笔力遒劲，字迹工整。从用三种文字书写这封信来看，可以肯定不是西夏占领沙州以后的事，写信人是考虑到这封信将来不管落到谁的手中，都可以被人看懂。他在信尾处的落款是“大宋潭州府举人赵行德”。
三界寺依照于阗旧王族的拜托，尽快地修复了李圣天当年开挖的佛洞，并依照另外一位委托人的请求，在洞中设坛，将一卷曹氏家谱供奉其上，享受祭祀。正如赵行德在信中所嘱，寺庙未敢公开设坛祭祀曹氏家族。因此除了三界寺的住职僧之外，无人知晓坛上供奉的是曹氏家谱，也不知为何人祈祷。
曹氏家谱自一世祖曹议金开始，一共记录了曹氏八代宗主的姓名，以下分别是元德、元深、元忠、延敬、延禄、宗寿、贤顺，并且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生辰八字以及毕生的业绩。最后一代宗主曹贤顺为了抵抗西夏入侵，战死疆场，他的忌日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其他宗主有所不同，在卷末还记下了贤顺之弟延惠的生平，“生前笃信佛教，西夏入侵之时，耻于逃避，遂独自留守城中，于大火中自焚身亡……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檐飞五采，动户迎风……”后面的这一段文字读起来颇似祭诔。他的忌日也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其兄相同。
曹氏家谱仅在洞中供奉一日，第二天就转移到庙里的藏经阁中去了，从此不得再见天日。
光阴荏苒，时代变迁，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几百年，沙州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数易其名。宋时被西夏占领，失去了州名；尔后，在元代又再度称作沙州；至明代则为沙州卫；清朝乾隆年间改为敦煌县。所谓“敦煌”，是宏大昌盛之意。昔日两汉、隋唐年代，此地作为西域文化传入东方的必经之地，曾经一度灿烂辉煌，故而得此地名，两千年后这个值得炫耀的地名又得以恢复。
乾隆以后，随着敦煌这个地名的恢复，鸣沙山千佛洞也被改称为敦煌石窟。但是敦煌石窟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而兴盛起来。敦煌县附近虽然有些人知道这些石窟，稍稍再远一点，就完全无人知晓了。这些石窟群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无闻地湮没于沙漠之中。
本世纪初，有一位名叫王圆禄的穷道士来到鸣沙山，发现了埋没在沙尘中的石窟群，于是他就在把一个石窟打扫干净，并住了进去。自西夏入侵此地，到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八百五十多年了。王道士躬腰驼背，全无一点风采，加上满脸的晦气，一副穷极潦倒的模样。一日，他在一个石窟中清扫浮尘时，偶然间在北面的洞壁上发现有一处地方比四周更加突出。他用一根木棍将突出处的泥土捣下来，却发现这一处壁面发出异样的声响。王道士又找来一根更粗的木棍，朝着那个地方用力地敲击。敲了两三下后竟将壁面敲破，原来是个洞穴。他向里面看了一眼，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发现泥土落向里面，可知这个洞是空的。
王道士又拿来了一把铁锹，花了半天功夫，总算是把洞口的泥土都挖开了，但还是看不清洞内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他回到自己的洞窟，又拿来了蜡烛，借着烛光再朝洞中张望，他终于发现了洞中的秘密，这个洞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卷。
王道士赶紧将此事禀报敦煌县衙，但是等候多日，仍不见有任何回音。王道士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去县衙打听，敦煌县却只是让他代为妥善保管。
王道士看到有游客来参观千佛洞，于是他就将这些游客引到自己发现的洞中，向他们展示洞中大量的经卷，再添油加醋地向他们神吹一通自己发现这个藏经洞的过程，由此换得一点布施，倒也不愁温饱。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他参观了千佛洞，来到了王道士的洞窟。斯泰因将洞中的经卷一一拿出。王道士看到这个英国人居然敢于进入自己都不曾涉足的洞穴之中，甚感惊讶。
斯泰因对这些经卷小心翼翼，逐一展开，仔细研读。他将洞内将近三分之一的经卷都取了出来，所以费了不少时日。英国人与王道士商量，他愿意给他一大笔钱来换取他的这些经卷。王道士这时才知道自己找到的这些经卷是古籍，他为这些书籍能够换到如此之多的钱而感慨万端。
英国人想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王道士担心官府日后追究，执意不肯依允。最后英国人只买走了六千卷，但装箱之后，雇了四十头骆驼，才将这些经卷从千佛洞运走。
1908年3月，又有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石窟，这次是法国人贝利奥。他想得到王道士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最后他出于对当地官府的责任，还是不愿意全部出让。
贝利奥将剩下的经卷的一半，大约有五千多本，买了下来，并于当年5月，雇了十辆车运走了。
贝利奥走后，王道士也暂时离开了藏经洞。由于藏经的数量的减少，游客也无心观赏了，甚至有人对此事起了责难之意。
以后的数年中，日本和俄国的探险家又来找过王道士。王道士对手中剩下的宝物越来越少深感惋惜，同时又迫于贫困，还是不得不拿它来换钱度日。他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买这些旧书呢？
俄国人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年，从北京来了一些军人。他们把洞里剩下的经卷全都用马驮走了。这些军人来时王道士躲了起来。他打听到这些军人都走了时，又到藏经洞来了一趟，但是洞里连一片纸都没剩下，一空如洗。王道士点了一盏灯火，走进洞内。周围的洞壁上只在北面画有壁画，这时也都可以看得到了。画上画的僧侣穿着朱色的衣服，站在他们对面的女人的裙裾是青色的，王道士面对这些精美的壁画，看得目瞪口呆。
王道士从洞里出来，坐在石窟口前的一块石头上。千佛洞前茂盛的树木在清风的吹拂中轻轻地摇动。柔和的阳光下，四周静悄悄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