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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在奥林匹斯之巅。教授的办公室其实也就等于书房。不要多久，这第三书房也书满为患。于是又把无处安顿的书一批批运回家去。
我的办公室在太古楼，静寂亦如太古，这清福实在修来不易。以前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碧秋楼二楼，正当梯口，又隔着走廊与教师的联谊室斜斜相对，既扼要冲，自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门外总是笑语喧阗，足音杂沓，不时更有人在长廊的两头此呼彼应，回声不绝，或是久别重逢，狭路相遇，齐发惊叹。长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柜台，别处的女工不时来访，印证了广东人的一句话：“三个女人一个墟”。再过去是厕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同事们出入其门，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从那里搬到太古楼来，简直是听觉的大赦。
此刻我坐在太古楼上，山色可玩，六根清静，从从容容享受免于噪音的自由。但这好景恐怕是长不了了。一回台北，等于重投噪音的罗网。而香港这两间书房里满坑满谷的书刊，又将如何运回台北去呢？这一搬，岂不成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
舞台与讲台
如果报纸是一座都市，则副刊正如在层层叠叠的建筑物之间，开出一片翠绿的公园，让市民从容享受宽敞与幽静。而形形色色的专栏与专刊，正如公园四周的图书馆、博物院、艺术馆、剧场。一座都市如果没有这些，就太单调、太现实、太没有文化了。
报纸的副刊风格不同，版面互异。以内容来分，则有的主情，有的主知。传统的副刊侧重抒情，所以大致上成了文学的园地，可以读到诗、散文、小说等等感性作品。所谓文坛，有一半就在这样的副刊。英美报纸的副刊登的大半是书评，却少创作，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报纸副刊不同。也有水准偏低的副刊，把抒情降为滥感，任由作者写点个人的杂感、亲友的交游，等于有稿费的日记了。
至于主知的副刊，则于文学创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读之有味的专栏，和较有深度较为长篇的评论文章，研讨的对象则遍及文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副刊最具社会教育的使命感。所谓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这里。主情副刊的编辑，应有文学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编辑，应具文化的修养。
香港有不少报纸的副刊，抒情既不怎么文学，主知也不怎么文化，颇难这么归类。香港报上的专栏有些相当高明，但是一般的专栏流行两种文章：一种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滥感日记，另一种是讽世论政的杂文。后面这种杂文可谓香港文化的主产品，里面颇有几枝妙笔。可惜这样的港式笔法难合台式尺度，不能进口，否则国内读者的眼界当会放宽。这几枝妙笔意气风发，从港府一直评点到中南海和唐宁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陈之想从香港去了美国，最不惯的就是每天读不到这种杂文。杂文大盛于香港，言论自由是一大原因。但自由也就大半用于言论，有话就说，许多不平也就直肠一吐。另一方面，用比兴来寄托，用想象来转化的文学创作，也就似乎不必去经营。杜甫如果可以写专栏直接论政，也许不会成为诗史。
以形式来分副刊，则有的版面固定，有的变易不居。香港的副刊往往分割成许多专栏，大的像棋盘，小的像算盘，各据一方，成为粤语所谓“贩文认可区”。美国人见了，会觉得像一盘分格的电视快餐。古人见了，会说它像并田，四周的八块是私田，中间留一块做公田。在《星岛日报》上，我的三女儿佩珊一度也领有这么一块私田，我自己不过偶尔去公田耕耘一下。佩珊的私田每周耕四天，已经忙不过来。香港有不少专栏由一人执笔，而天天见报，我称之为“旦旦而伐”，就算是桂树，也禁不起吴刚之斧吧。有的专栏作家，以一人的血肉之躯而每日维持几个专栏，简直不可思议。一位专栏作家自喻写稿如车衣，只见稿纸上下推移，不见右手挪动，生产量真是惊人。
台湾的副刊通常留下一大片公田给作家们轮流耕耘，只有几块边区给连载小说和专栏。在这样的安排下，作家出现得比较多，比较快，也比较畅所欲言，诚如旧小说所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种方式比较自由，也比较自然，只是辛苦了编辑。不过，这种主动的编辑往往能推出专辑，甚至推动文风或思潮。
台湾的大报近年常办文学奖，金额高、评审严、宣传多、得奖作品发表得快，对文学贡献颇大。同时副刊也常举办座谈与学术演讲，听众轻易使逾千人，纪录并公之副刊，对文化影响不小。新加坡的华文报纸这两年也举办征文比赛和文艺营，十分起劲。在这方面，香港的报纸远远落在背后，甚至对本地已有的“中文文学奖”及“青年文学奖”也没有什么报道。以文学奖金而言，香港市政局主办的“中文文学奖”最高金额是港币八千；新加坡《联合早报》主办的“金狮奖”最高金额是新币二千，都不如台湾金额之高。论稿酬，也推台湾领先。
报纸是现代化的企业，当然要追求销路和利润，讲究经营之道。但在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化机构、出版事业，不能推卸社会教育的责任。副刊不但要满足读者的需要，更应提高读者的境界，扩大读者的视野。也就是说，它不该只是跟着读者走，还要领着读者走。它不妨带一点理想主义，去塑造未来，而不仅仅是把握现在。副刊对于社论，不妨保有相当的自主。如果副刊只是社论的延长，社论只是政策的应声，那个社会大概不是多元。副刊变成舞台，未免太花俏；变成讲台，又未免太沉闷。如何能够深入浅出，情理兼顾，寓教育于趣味，而收潜移默化之功，就有赖编辑与作家共同努力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