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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