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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肚子里有鬼！”
“我有鬼还是你有鬼》一个是空的，一个是实的！”
孔碧霞一把夺过女儿的饭碗：“给你，都给你，反正女儿也不是你养的！”
孩子哇地哭起来了，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吵到后来实行分食制，一只煤炉两只锅，各烧各的。在吃上凑合起来的人，终于因吃而分成两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两个套个膀子走路了，再也听不见孔碧霞嗲声嗲气地叫喊：“老朱嗳，你来（口虐）！”
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建筑在金钱上的，当金钱处于半失效的状态时，那关系也就会处于半破裂。我倒有点为朱自治幸庆了，这下子他可以不再迷信金钱，也可以知道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不要那么无休止地去寻求美味。
我这样想并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和朱自治同处于一个灾祸之中，他饿我也饿，同样地饿得难受。按说，我是一个饭店的经理，在吃的方面还是有点儿办法的，在这种特定的时刻，权力的作用会明显地超过金钱。可我一贯自认为是个很好的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去搞那些鬼把戏。老师说，也没有饿到真的爬不起来的地步。况且我的家庭很巩固，妈妈和我的爱人拼命地保证重点。妈妈总是让我先吃：“快吃吧，吃了上班去，我反正没事，等一歇。”我知道这“等一歇”是什么意思，总是偷偷地把饭拨掉点。我的爱人重点保证女儿，孩子读小学，正在长身体，放学回家等不及放书包，摆弄喊肚子饿，不管给她多少，她都会呼呼拉拉地吃下去，哪象现在的孩子，吃饭都要大人逼！
我爱人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久便发现腿也肿了，脸也泡了。
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病；谁都会医；药方也很简单：一只蹄膀、一只鸡，加四两冰糖煎服摆弄可以，到哪里去找呢！
我有点心事重重了，走路也闷着头。走过阿二家门前时，他在门内向我招手。
阿二早已不挖河道了。当年以工代赈时，每天只拿三斤米，他积极工作，毫无怨言，不愧为工人阶级。领导上十分器重他，安排他到搬运站去工作，现在是基层工会的主席。他对我很信任，总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对的。可不，那黄包车已经进了博物馆，三轮车也不多见，他虽然没有当上司机，却也是司机的领导哩。
我近了阿二家的门，见阿二的爸爸也坐在天井里。这老头儿有好几年对我不予理睬，后来儿子当了干部，定了工资，讨了媳妇，阿三、阿四也都就了业。老头儿也不卖葱姜了，在那摆摊头的地方摆张小桌子，天天晚上弄点老酒抿抿，看见我总是笑嘻嘻地打招呼：“来来，弄一杯！”如今的日子又不大好过了，小桌子又搬到天井里。我喊他一声老伯伯，他想笑却没有张开嘴。
阿二把我拉到一边：“怎么样，我看见阿嫂的脸色有点不对！”
“是啊，有点浮肿。”
“这样吧，我们有两辆汽车到浙江去拉毛竹，毛竹没有拉到，却在哪个山沟里弄来两车南瓜。你准备一辆小板车，天不亮便到码头上去，我弄一车给你。”
“不不，我又不是你们单位里的人，怎么好分你们的东西，再说……”
“别说啦，我决不会做那种‘狗皮捣灶’的事情，那南瓜有我的一份，你先拉去吃。我们经常有车子在外面跑，总比你活络点。“
“那……”
“那什么呀，去拉吧！”老头儿在旁边插话了：“南瓜有什么稀奇，大农场，拖拉机，我还等着喝你的伏特加哩！”老头儿咧开嘴笑了，他是在挖苦我的。
我也笑了：“老伯伯，你别挖苦我，我还没有翻你的老底呢。那时候阿二去挖河泥，你看见我连头也不点。后来怎么样啦，天天喊我弄一杯。别着急，目前是暂时的困难，好日子会回来的！”
老头儿真心地笑了，连连点头：“对对，我相信，相信。”
千千万万个象阿二爸爸这样的人，所以在困难中没有对新中国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旧社会，经理过五十年代那些康乐的年头。他们知道退是绝路，而进总是有希望的。他们所以能在当时和以后的艰难困苦中忍耐着，等待着，就是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回头，尽管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我很恢恢，如果当年能为他们多炒几盘虾仁，加深他们对于美好的记忆，那，信心可能会更足点！
我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连忙四处奔走，去借小板车。
小板车借回来了，可那朱自治却象幽灵似的跟着小板车到了我的家里！他的样子很拘谨，也很可怜。叫他坐也不坐，痴痴呆呆地站在门角落里。我暗自稀奇，现在来找我干什么，难道还对大众菜有意见！
妈妈对朱自治一直很尊敬，硬拉朱自治坐下，还替他道了杯水：
“朱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是不是又和孔碧霞吵架拉2！“
“哪有力气吵啊，你们看，瘦的！“朱自治叹了口气，拍拍他那曾经两度凸出来的肚子，他那肚子是生活的晴雨表。
是啊，朱自治那个颇有气派的肚子又瘪下去了，红油油的大脸盘也缩起来了，胖子瘦了特别惹眼，人变得象个没有装满的口袋，松松拉拉地全是皮。我说：“忍耐一下吧朱先生，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练！”
“啊……也对，也对。”
朱自治迟疑着，想站起来，又坐下去。
妈妈是个饱经沧桑的人，她从朱自治的神态上就已经看出，这是一种有求于人而又难以启口的表现。她在解放前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也曾向朱自治借过钱。她曾经对我说过，向人借钱的日子最不好过。失魂落魄地跑进门，开不出口来又跑出去，低声下气地不知道要兜几个圈子。她大概是不想让自己受过的罪再让别人受，便替朱自治壮胆：
“朱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帮助。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为难之处！”
“南瓜。”朱自治没头没脑地开了口：“听说你家去拉南瓜，能不能分点给我，我……给钱。”
妈妈虽然知道朱自治决不是来借钱的，却没料到他是来讨南瓜，这事儿她不好做主，因为南瓜和我爱人的浮肿病有点关系，文艺有个三长两短，那就说不过去。不答应朱自治吧，她也觉得说不过去，因为她知道许多公子落难，义仆救主的故事，只好抬起头来看看我：“小庭，你看呐！”
用不着看了，朱自治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在眼前。从他趾高气扬地高踞在阿二的黄包车上，大摇大摆地出入茶馆酒肆，直到今天抖抖缩缩地向人家讨几只南瓜，天意的惩罚也是够受的啦！
我点了点头：“好，分点给你。”
朱自治双手一合：“谢谢，谢谢，我给钱！”说者便把手伸进口袋，他并没有忘记钱的魔力。
我突然产生了反感：“不要钱，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自治又惶了。
“跟我一起去拉板车。不劳动者不得食，总不能再叫人把南瓜送到你家里！”
“当然当然，我一定劳动！可……可我不会拉板车，弄不好会把车子拉到河里。”
我一想，这倒也是个实际问题：“你总会推吧，我在前面推，你在后面推。”
“会，我一定用力推。”
“那好，明天早晨四点钟，你在巷头上烟纸点的门口等我，过时不候！”我给他把时间定死了，劳动者总要守点儿劳动纪律。
第二天早晨三点五十五分，我把小板车拉出了大门，在空寂的小巷里哐啷哐啷地向前滚。
果然不错，朱自治站在那里哩。我本来的意思是叫他站在烟纸店的屋檐下，那里可以避一避深秋黎明时的寒露。可他却紧紧地裹着一件旧雨衣，象个电线木杆似的站在路灯的下面，为的是能让我一眼便看见。我看了很高兴，劳动是能改造人的，起码叫他懂得了准时准点。
“早啊，朱先生，叫你久等了吧。”
“可不是，我已经抽掉了五根香烟！”朱自治说着便脱雨衣，弯下身来帮我推。
我连忙说：“穿上，空车是用不着推的。”我存心要教会朱自治一点儿劳动的本领，摆弄把车杠向上一提：“你看，只要前高后低，重心在后，它自己会向前滚的，费不了多少力。等会儿装了南瓜，也只要你在上坡下桥时帮我一把。到了平地，你只要一手搭住车帮，弯腰向前，把体重压到车帮上，跟着跑跑便可以。”
朱自治嘘了口气，原来这推车也不费力！他把雨衣向手弯里一搭，甩打甩打走在我的身边。朱自治东张西望，兴致勃勃，好象是第一次看到这黎明前的苏州，第一次看到清洁工人在路灯下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