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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子上面虽然非常希望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却不敢私自做主，于是就将这个问题上报到了温州市委。
温州市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感到非常挠头，经过了解之后，才知道了事情生的具体过程，是因为有外商到了柳市进行考察，希望整合柳市的小企业资源，搞出一个大型的工厂来。
“这事情是好事情，可就是难题令人头痛。”市委的王书记是一位相当有魄力的中年领导干部，当初八大王事件压得温州的工商业抬不起头来，还是在他的支持下，把八大王放了出来，这样才会使温州的经济重新走上了快速展的轨道。
然后又经过了这两年的打假活动之后，温州地经济又有点儿一蹶不振地态势。如今是该到了重振旗鼓的时候了。正好有人送来了这个机会。
“邓公不是说过嘛，改革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的胆子可以大一点儿，试一试总没有坏处？如果实验的结果是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再纠正也不迟嘛！”最后王书记跟市里面的主要领导们都达成了共识。
在范无病到达柳市的地六天，终于有政府方面对人来跟他进行接洽了。
来的是柳市地一个副镇长，先对范无病等人地到来表示了欢迎，然后就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难怪，消息中说来是国外地大老板。谁知道一见之下居然是中国的小男孩。这一来一去。可就天差地别了。
好在副镇长还是看得出，人家小男孩儿地手底下用的可都是外国人。而且镇子上最大的两家厂子，仅有的还在生产的那两家厂子的老板，此时已经投向了范无病的阵营，看来人家真地是有实力地大老板，否则像陈荣和霍胜这样的精明人，怎么可能做人家小弟去？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土地问题展开了一番讨论。最后。原则上按照农民自愿地原则对土地进行征用，碰到具体的阻碍。则由镇子里的干部们上门劝说协助解决。
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没有遇到这么阻力，因为柳市这地方，人心其实都不在种地上面，范无病所需要的土地，很快就征集够了。事实上到了后期，还有不少人主动上门来联系，看是否能够把自己的地也征集了，换一个工作岗位？
戴维斯跟陈荣、霍胜等人的整合工作也进行得一帆风顺，销售队伍基本上已经拉起啦了，足有两三百人，都是以前跑过全国各地的具有实战经验的推销员们。
因为前一阵子柳市的工商业基本上出于停顿状态，这些人都在搞别的营生，这次听说柳市的低压电器行业要进行重新整合了，又有国外的大老板投入了巨额资金支持产业正规化，顿时都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机会，纷纷前来投效，倒是省了戴维斯等人不少精力。
但是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有人把这个问题给捅出来了。
起因就是浙江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家是柳市的，正好回来探亲，却听说家里人都在张罗着签土地征用协议来换取工作机会，而且还听说，土地是被镇子上征集起来提供给私人办厂用了。
“这还了得啊？！土地都出让了，那还是新中国的农民吗？！”那教授立刻就感到不对劲儿了。
于是这位教授就在当地搞了一次调查，结果现镇子上的干部们也在其中主动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他就更加愤怒了，连夜就写了一片稿子，题目就是《谁在掠夺我们的土地？》，通过自己的新闻渠道，直接就刊在省报上面了。
在这篇不过一千五百字的文章中，教授非常痛心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只会沦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然后又引经据典地罗列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事例来佐证自己观念的正确性，最后断言道，这种出卖土地的行为绝对不是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表以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的目光，又被吸引到柳市这块儿不足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来了。
柳市啊柳市，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够消停一会儿呢？才经历了打假风暴之后，还不到一年，现在居然又搞了这么大一个动作出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出让土地，不是没有过的事情，但是规模都很小，或是有政策引导，比如在深圳特区，出让土地就是有根据的，因为人家是特区，所以可以享受一些特殊政策。但是柳市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小镇子而已，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小镇子曾经出现过上千家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小作坊式企业而已，柳市留给全国人民的印象，无非就是假货的聚集地，罪恶的集中营而已，此时又搞出这么一件事情来。实在让人们有些恨得牙根儿痒痒。
主流地媒体也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有反对地，也有支持，还有冷眼旁观的，纷纷围绕这个事件的政治立场进行辩论，事情弄大了。
无论怎样，这件事情还是传到了高层的面前。
“这家伙，怎么又搞出事情来了？”某领导挠头道。
“还真是一个不安生的小伙子。”某领导摇头道。
不过就这件事情而言，其中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国家的某些政策。在现阶段已经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展。看来是需要动一动了。
关键时刻，某位重要领导在小会上说道。“原本我们是计划把这个问题放到明年再说比较稳妥一些地，看来现在是有点儿时不我待啊！我看不如这样，先把柳市作为一个特例，给大家释放出一个积极地信号来！明年等到具体地政策出台，大家也就心安了于是在众人的赞许或叫骂声中，范无病所提出地土地换工作岗位的计划还是顺利地顶住了各种压力，正式上马了。
最后一共征集到了两千亩的土地。付出了三千个工作岗位和四千万人民币的土地补偿款。
实际上。如果再继续征集土地的话，也是能够征集到的。但是范无病觉得事情不能搞得太大，否则不好收拾，于是就此打住，令戴维斯等人立刻兑现承诺，将出让土地的务工人员登记造册，并将土地补偿金立刻支付到柳市镇地账户上。
忙完这一切后，范无病自己也觉得有点儿累。
在政策不完善地情况下，商机虽然是有的，但是所付出地辛苦实在是太大了一些，范无病终于决定，今年就做这一单生意了，再搞什么花样儿也要等到明年邓公南巡之后再说了，自己总跳出来当这个出头鸟儿，实在是太招摇了一些。
估计现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高层们的话题中间，也就是一个刺头儿！
事实上，土地出让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地位之争，也就是所谓的笼中鸟与笼外鸟的战争。
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如何改革开，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国内生了争议，在国有企业试点效应递减这个问题上，当时经济界出现了两种应对的声音。
以当时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代表的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理论统治了整个八十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从这一理论出，来看待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局势，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来，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私营企业，也就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正是它们扰乱了整个经济局势。
在各地的媒体和内部报告上几乎也是一边儿倒，都是控诉那些计划外的小工厂如何与规范的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如何扰乱市场秩序，如何让国有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总而言之，改革搞不好，都是笼子外的野鸟们惹的祸。
柳市的情况，正好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是正规生产到也罢了，偏偏他们玩的都是假冒伪劣，更加授人以口实，不被打击才怪！
但是在限制私营企业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企并没有因此而好转，而整体国民经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高层们思之再三，终于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