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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