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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八五八书房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