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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推动建设与抗日？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种看法根本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统一军政运作，来推动国家建设，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每次要想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共识，最终的结果是，不但是谁也不服谁而不欢而散，而且往往会启动另外一场新的内战。别说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势力，无法建立协商共识了，就连同一主义的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都无法摆平。
因此以武力进行国家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国家最高主权的保障与行使，也需要武力的行使。事实上，蒋介石尽量减少使用武力来进行统一，使得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领袖，但实际上，还是无法以现代化制度来运作整个国家，或号令地方山头完全接受中央指挥，进行抗日战争。在许多情况下，蒋介石必须要做出妥协与权谋的运作，才能维持统一抗日的格局。这些历史事实，是很难以一个统一、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之观点来想象的。
14。2 设法结束分裂与内战
在表面而言，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的北伐成功，好象中国就结束了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分裂，而进入了统一。事实上，并非如此。北伐的成功，只是由南京的国民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而已，而中国的整个分裂与割据形式，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北伐成功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派系的衰亡与转型，同时国民党的势力，在膨胀之后，立刻出现新的分裂与内斗，也发展出新的割据力量。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真正只能在长江中下游的几省运作而已，其它地区对于中央命令，有参照办理者，有阳奉阴违者，当然也有公然抗命者。因此自北伐成功之后，中国仍然每年都有内战与冲突，规模与破坏力还要更大，日本也就每年都设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因此蒋介石抱持着“先安内，才能攘外”的最高政略方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蒋介石尽量地设法以武力与政治手法，来统一国家。当时中国分裂最大的力量，其一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华北与西南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两个半独立的势力。其二是共产主义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完全不承认当时所有的中国政治现状，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蒋介石把统一的主要目标，先放在围剿共产主义的分裂政府。
蒋介石对于境内另外一个“中国”，前后发动五次的军事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政府才终于击破共产党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共军离开江西于长江中游根据地开始“长征”之后，在西南长期与中央分裂的国民党势力，也失去对抗的力量，而在一九三六年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蒋介石更藉着追剿共军的机会，首次将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带入川、黔、滇，以及西北与华北的晋、陕、甘各省。一九三六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之后，更是促成了国共合作，结合力量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这个统一，并不彻底与完全，仍然是形式大于实质，只是在形式上，大家比较肯有合作的共识而已。
一九三七年，中国才终于勉强达成内部初步的统一，但是此时的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化、号令统一的国家，各地山头（例如河北、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广西、与中共）仍然仅是对外形式服从，对内实际做主的局面，与中央的关系，也是处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状况。因此，国民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积极地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果，不会比甲午战争的结局为好。但是国民政府企图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财税以及政治、军事制度的计划，就在内战持续，外患不断的局势下，只能走一步就算一步的开始运作。
14。3 财政、金融与货币的改革
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
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 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 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
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
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
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