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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不抵抗主义扩大了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的发展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竟根本约束不了关东军的行为，中国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不但无法避免战祸，反而引爆了日本军国主义更为强烈的侵略凶性＇1＇，同时中国“和平”的表现，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历史是一向如此的无情，国际社会虽然会“同情”弱国，但是不愿“支持”无抵抗能力的弱国。
其实，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其原先真正的用意，应该只是约束东北军，在面对关东军的挑衅时，是尽量的采取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给关东军找到扩大事端的借口。但是国民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这个名词不当的演绎与影响，而造成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完全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军事准备。而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根本不是军事挑衅，而是军事侵略与占领，在这种情形下，若还是继续的采取不抵抗主义，当然就会为中国带来了日本后续的侵略灾难，真是一念运作之差，造成无穷的后患。
因此假如在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得知东北危机酝酿与蔓延之前，就主动积极的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么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应该会有很不一样的发展。当时蒋介石与张学良应该向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守土有责的东北军，清楚地解释不抵抗主义的用意以及适用的范围，只是约束东北军，不要轻易地与关东军挑衅而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仍然必须要应该有万一面临侵略时，各种军事、政治与外交的应变准备。
张学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经得到事变迫在眼前的情报，因此张学良可以抢先将东北政府重要的财政储备与军事物资，全都调离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势力范围附近，运往黑龙江、辽西甚至是关内（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所有的财政储备与军事建设物资，几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时做好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与游击的作战准备（包括详细参谋作业的各种应战计划，以及游击作战基地的纵深布署），并且动员与组织民众，准备反制日本对于东北可能的侵略占领行动。
而在九月，张学良更可考虑抽调部分的东北军精锐，回防东北，这样就不至于在关东军发动攻击之时，轻易地让敌人大获全胜。国民政府也可以事先与各国磋商，日本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侵略问题，会严重地妨碍到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各国政府会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也必须主动先与日本 政府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涉，这样可以增加日本政府与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约束能力。而在整编晋军与西北军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为由，调度一部分素质较优，民族主义较强的部队出关支持东北军对抗关东军。这样公开处理与应变，将会让关东军的阴谋行动完全曝光，也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与牵制。
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有如一二八事变的上海作战），同时动员整个东北的军队与民众，依照事先的计划，沿南满铁路进行全线的攻击与破坏，造成兵力单薄的关东军首尾无法兼顾，到处遇到有计划的激烈反抗与破坏，根本无法一击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关东军不但无法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反而到处受到围攻而连连告急，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根本没有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与准备，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失败的“蠢动”，而会遭到东京军部以及政府的严厉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关东军遭到强烈的抵抗，无法一击成功的占领东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决定增兵支持关东军，但由于东北的军方与民众，已有长期游击战的准备，所以日本军队，还是要面对有组织与计划的全民作战反制，这个代价之大，会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寻求外交解决。而最糟的状况是最后一切的作战都失败了，但是有计划与有准备的反抗，会给日本带来相当严重的元气消耗，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以及更多的团结与抵抗时间的准备。
虽然，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局势而言，中国当然不能在九一八事变时，因为维护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就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但有规划的局部抵抗，则是必须与应有的做为，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整体性，因此采取了过度“不抵抗主义”的不当对策，而让日本关东军以最低的代价攻占中国东北，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最后造成中日两国以及后来全球的军事危机，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当然这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包括当时的党国元老以及各个派系与地方领袖在内）而言，或许都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因为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事实上只是一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领袖而已，国民政府又经常处在战乱不息与自顾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难能够深入思考东北的战略布局。而张学良则只是军阀子弟出身，年纪又轻，当时他能够为了国家统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缘故，带兵进入华北，就已经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让张学良负起对抗世界一级强权军力的责任，几乎是太重的责任。当然假如张学良没有率兵入关，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也许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东北局势，而有较佳的反制布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实力为后盾
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