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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庄繁在八月一日，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在八月三日，日本陆军省特别邀请关东军、朝鲜军（林铳十郎）与台湾军（真崎甚三郎）司令官，举行海外司令官会议，共商日本海外驻军的任务，及彼此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陆军省竟然又同意在九月调派日本的十九与二十师团，进驻朝鲜半岛，以提高日军在海外应变的军力。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更利用机会，与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大佐，进行了军事支持的联系。这种安排，就使得满洲事变发生之时，朝鲜军以充裕的兵力，可以就近出动支持，关东军就不必担心自己兵力不足的问题了。
这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石原、板垣与花谷共谋下，已经正式决定，当年在九月二十八日，炮制柳条湖事件，正式发动日本夺取中国东北的“满洲事变”，花谷在六月中往返日本军部时，已经把准备发动事变的计划，秘密告知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而且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仍然认为直接发动满洲事变的军事作战，计划过于鲁莽，同时也担心苏联以及国际强权的干预，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所以仍然表示强烈的不赞同。一九三一年七月，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进行特别的会商之后，拟定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八条，主要内容是要求关东军暂时等待与加强准备，假如外交方式无法在一年内，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关东军才能设法配合指令采取行动。为此，军部特别召回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告知他必须以此大纲，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
3。7 日本政府企图阻止关东军行动
但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仍然决定不顾日本政府与军部长官的意见，而准备在中国东北断然行动，日本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以及关东厅都在九月初向日本政府密报告急，指出关东军可能不顾国内的指示，在九月底以军事攻占满洲的行动。因此日本政府一方面电告林久治郎，设法约束与监视关东军与浪人的活动，同时决定请出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来调解。西园寺曾是日皇明治的同学，在日本政坛的威望极高，同时日皇裕仁对他相当的尊敬。
日皇裕仁对于日军少壮派军官的飞扬跋扈，早已有着不满与忧虑，因此在西园寺的建议，以及他的叔父闲院恭亲王戴仁的要求下，于九月十一日，裕仁在熊本校场演习时，召见陆相南次郎，叫他注意约束关东军，南次郎又晋见西园寺，西园寺相当露骨的批评关东军军纪不彰的问题，让南次郎感到非常的惶恐。
而在内阁会议中，外相币原也公开质询陆军省，是否对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知情；在九月十四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密电军部，表示他无法掌控关东军少壮派的行动，因此要求军部派员前来协调有关满洲问题的具体政策。在这些反应与压力下，南次郎只有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协商，决定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设法约束关东军，好暂缓发动满洲事变计划。
由于事机紧急，建川立刻在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出发，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就在建川的办公室中，立刻拍发三封密电，通知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告知建川即将到达中国东北，执行阻止关东军行动的任务。桥本并且催促板垣等人应该把握时机，在中国的东北，立刻采取先斩后奏的断然行动。
板垣、石原与花谷接到桥本的密电之后，立刻连夜密商大计，经过几度的犹豫与讨论之后，最后还是决定提前发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迫使军部、政府甚至日皇接受继承的事实。好在建川本来就是一夕会的同志，军部方面更有少壮派的同志进行打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与责难。就算是发生了重大的问题，他们也准备扛下所有的责任，因为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是已经彻底地奉行“诸法皆空，自由自在”的最高原则，只坚持自己的“理念”，根本不把军纪、法制、甚至日皇放在眼里。
因此，三人最后决定，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提前在建川到达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发动。但是由于临时更改时间，各方面配合还是有些困难，所以又决定延后一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建川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晚上发难。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造成历史巨变的九一八事件，最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巧合的是，这天正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歼灭中国北洋舰队的后一日；也是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发表“巧电”，决定率领东北军部队入关平息中原内战的一周年。
附注：
＇1＇ 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一九三四年就著书提出这种警告。
＇2＇ 日本政府是从头到尾都一直设法否认这份密摺的存在，也有许多历史的学者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策略，以及最后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地照着这个奏摺的方略进行。当然日人也找不出事实来否定爱国的台湾志士蔡智堪先生，抄录这份奏摺的直接证据。
第四章、不扩大方针下的扩大侵略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 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