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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明确说明，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
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或者说寻找自己的“北京人”！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民国３５年，即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便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就是朱世明将军；而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这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一时的误解。他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签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６时前后。这是１９４６年３月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１０天，但下午６时的日本，仍是一片黄昏景象，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先生后来回忆，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１０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
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已飞往上海了。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消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１９４２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４月９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