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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智力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命名的。比如从1947～2002年，美国人平均智商提升了18点。30年来，荷兰应征入伍的士兵智商提升了21点，西班牙学生的平均智商提升了10点。一名学者推测，要是1932年的美国儿童接受1997年的智商测验，那么至少有一半会被归类为临界智能障碍。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弗林效应的主因，但是它影响的主要是分数较低的人，这些人可能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教育或刺激。在一些国家，缺碘是一个因素。随着人们得到更充足的营养、接受更完善的教育，他们在智力测验中也表现得更好。因此，在巴西和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弗林效应特别明显并不令人惊讶。仅仅14年间，肯尼亚乡村儿童的智商就提升了11点，这个速度比西方呈报的任何弗林效应都来得快。贫穷国家女孩营养不良的问题特别严重，不管是在身体还是智力方面都如此。如果我们教育这些女孩，给她们食物，也给她们工作机会，那么整个世界的人类智力水平就会注入一股新流——而且贫穷国家将会产生更有能力解决该国难题的国民及领袖。对于贫穷国家的领袖，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实务上的：如果他们希望振兴国家经济，就不要让那些人类金矿深埋于地下。
基于这些务实的理由，许多救援组织逐渐把焦点放在妇女身上，“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是其中之一。这个救援团体总部设在美国阿肯色州，通过给予贫穷国家母牛、山羊、鸡或其他动物来进行援助。该会会长是乔·勒克（Jo Luck），她曾是阿肯色州内阁官员，当时的州长是克林顿。1992年，乔前往非洲访问，在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子里，认识了特芮莱·特伦特（Tererai Trent）。特芮莱脸形修长，颧骨很高，皮肤中褐，一根根细辫子绑得很紧。就像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一样，她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也没有出生文件证明。她认为自己可能是1965年生的，但也可能是之后一两年。特芮莱小时候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部分因为她是女孩，要做家务——她负责放牛和照顾弟弟妹妹。她父亲总是说：“我们得把儿子送去上学，将来还指望他们挣钱养家。”“我父亲和其他每一个男人都知道自己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所以他们投资在男孩身上，”特芮莱说。特芮莱的哥哥堤那西被迫上学，但是表现平庸。特芮莱恳求父母让她上学，但是没有得到许可。堤那西每天下午都会把教科书带回家，特芮莱趁机把书拿来研读，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写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能帮哥哥写作业了。
老师很困惑，堤那西在班上表现很差，但作业总是100分。最后老师发现堤那西的家庭作业跟课堂练习的字迹不同，因此给他吃了鞭子，直到他招供。老师去找他们的爸爸，告诉他特芮莱是个天才，请求让她上学。一番争执之后，父亲准许特芮莱上了两个学期，然后在她11岁左右把她嫁了出去。
特芮莱的丈夫禁止她上学，也痛恨她识字，每当发现她拿一小片旧报纸看来看去，就会毒打她一顿。事实上，她丈夫还因为许许多多其他的理由毒打她。特芮莱痛恨这段婚姻，但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如果你是个女性，又没有受过教育，还能做什么？”她问。
乔·勒克来到此地，与特芮莱和其他年轻妇女聊天，坚持告诉她们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她不断表示她们能够达到目标，而且一再使用“可达到”这个词。妇女们注意到乔重复使用这个词，于是请口译详细解释“可达到”是什么意思。这让乔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你们有什么愿望？”她通过口译询问这些妇女。特芮莱和其他人都对这个问题困惑不解，因为她们其实没有任何愿望。坦白说，对于这个不懂她们的语言又一直抛出奇奇怪怪问题的白人女性，她们心里是相当怀疑的。但是在乔的鼓励下，她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特芮莱胆怯地讲出了自己希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想法。乔抓住机会，告诉她说她能够做到，而且建议把目标写下来，循序渐进地去追求。刚开始，这对特芮莱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已经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已婚妇女了。
特芮莱·特伦特在她出生的小屋前。（图片由特芮莱·特伦特本人提供）
对外援助的角色可以用许多比喻来形容，我们喜欢把救援看作是一种润滑油。在发展中国家的曲轴箱滴下几滴油，就能让这个传动装置再度自如地转动。这就是“国际小母牛组织”在这座村庄所产生的效果。乔·勒克和口译离开之后，特芮莱开始一边带五个孩子，一边疯狂地学习。要是丈夫毒打她，她就躲到娘家去。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费力地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有一天我要去美国，”她写道，“这是目标一。”接着，她一一写下，她要得到学士学位、硕士学位，然后博士学位——对于津巴布韦一名接受正式教育不到一年的已婚放牧妇女来说，这全是荒唐无稽的梦想。特芮莱把这片纸折起来，包上三层塑料袋，放进旧铁罐里，再把铁罐藏在牧地的一块岩石下。接着特芮莱选修了相关课程，也开始存钱。她在课业上表现杰出，信心越来越强，成为“国际小母牛组织”的小区工作者。她的学业表现一流，令所有人惊叹。小母牛的救援工作者鼓励她：去美国留学。
1998年的某一天，她收到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寄来的入学通知书。有些邻居认为，像她这样三十几岁的妇女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孩子而不是教育自己上。“我自己都没受过教育，哪有资格谈论孩子的教育！”特芮莱如此回应，“如果我教育了自己，就可以教育我的孩子。”就这样，她飞去了美国。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特芮莱把学分修到上限，晚上去打工赚钱。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村庄，把岩石下的铁罐挖出来，拿出写着目标的那张纸，在已经完成的目标旁边打好钩，又把铁罐埋回岩石底下。
后来“国际小母牛组织”提供给特芮莱一份工作，她开始一边在阿肯色州上班，一边继续求学，攻读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又回到村庄。在和家人团聚之后，她再次挖出那只旧铁罐，又把最近达成的目标打好钩。现在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把五个孩子接到了美国。
目前特芮莱已经修完了学分，正在撰写关于非洲穷人艾滋病治疗方案的博士论文。她将成为非洲极具生产力的劳动者，这全是因为“国际小母牛组织”稍微推了她一把。拿到博士学位后，她会再次回到地里挖出那只铁罐。
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文献相当多，专家指出近年最显著的改变是女性领导力的急剧上升。在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领袖级人物中，男性居压倒性多数，这种现象在美国可能已成为历史。从那以后，女性领导了包罗万象的运动，比如“反对酒驾妈妈组织”（Against Drunk Driving），以及各种亲女权主义与反女权主义的运动。虽然女性在政治、企业和政府等职位上还没有大放光彩，但是她们主导了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公益部门。
在美国，现在领导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都是女性。登记在“国家妇女组织委员会”的诸多团体，代表着1000万名女性。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各国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韩国，女性占据了国民大会14％的席次，却领导着该国八成的非政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女性在国会中完全没有席次，但却领导着九成的非政府组织。
19世纪，美国富裕的女性鄙视妇女投票权运动，对于男子学校、教会和慈善机构反倒慷慨解囊。有钱的女性经常对那些公开歧视女性的机构特别慷慨，因此女性投票权运动的大部分资金只好向那些表示出同情的男性筹募。
在近几十年当中，那些富有的美国女性对于国际女性事业依然没有特别慷慨，但是有迹象显示，这样的情况可能正在改变。美国女性目前在慈善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支持妇女的“女性基金”也蓬勃发展起来，光是在美国就有90个以上。
因此，推动赋权全球妇女的新解放运动时机已经成熟了。政客们应注意了。在美国，2006年的一项民调发现，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调查对象有六成表示“改善其他国家对待妇女的方法态度”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