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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中我感觉到永安这块土地在颤抖。现在我知道，从我踏进永安的那一天开始，永安就把我当成了一枚扎进来的刺，想方设法想把我同化，然后最后仅仅把我变成一颗坚硬的鸡眼而已。永安也因为我而疼痛。
女主人问起了我的家乡。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起了平原、大河，还有母亲，这些似乎都是年代久远的事物，沉淀在我的心底里，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现在，一根外部的棍子捅进来，痛苦地搅动着。女主人让我用笔写下我的家庭住址，然后让他的二儿子带它到叶家渡去。她叫我相信，在叶家渡，他的儿子会找到把信捎到我家里的方法，让我家里的人前来接我回去。叶家渡有邮局吗？我问道，可是我说话已经含糊不清。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过，我对许多东西都已经无所谓了，包括那封信。不顾一切地占据我的头脑的是那个我苦思冥想求之不得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了：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感到悲伤。然而我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沉沉地睡去。
1992年5月
【割台坡的姑姑】
门外飘着雪。爸爸、妈妈在做馒头。大姐、二哥和我坐在火堆旁打扑克。九点钟的时候，大姐站起来，说：“我们都歇下吧，到割台坡去，吃过中饭就回来。”
妈妈把面团从锅里抓起来，扔在旁边的面板上，说：“你们早点去吧，早点回来。”
爸爸把那块粉团抓在手里，忧心忡忡地白了我们一眼。
二哥也站了起来，我把扑克牌收拾好，堆在桌角。二哥跑过去把门打开，雪还在下，但是已经明显稀疏下来。雪落在地上就化成了水。地面上没有丝毫积雪。大姐找来一只大菜篮，把昨晚买的礼酒、白糖、荔枝和桂圆装进去，盖上一块纱巾。
“我说你们还是不要去的好。”爸爸说。
大姐又找来一根扁担。
“下雪，路滑着呢。”爸爸说。
“上岭，下岭的时候小心点，”妈妈说，“双脚踩稳了再走。”
“小军，你到小婶家再去借一把伞。”大姐说。
二哥唱个喏，原地打个转，出门去了。
“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脚怎么走山路？你们会掉到湖里去的。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爸爸说。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爸爸，说：“你怎么啦，今天他们去割台坡，踩着你的尾巴啦。”
爸爸埋头揉面粉。
“陆军，小军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亲姑姑呢！玲妹也有十五六年没去过割台坡了。”妈妈说。
“好吧，让他们去吧，他们大了，我也管不着了。”爸爸一面说，一面使劲揉面粉。面板咿咿呀呀地叫着。
“你这辈子去过几次割台坡？”妈妈说，“你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亲！看以后谁还来理你！”
爸爸低着头。桌子咿咿呀呀地叫着。
“何家岙有个老光棍，今年六月在家里故世，都没人给他收尸，整个村子臭了半个月。”妈妈说。
“妈，你别说了，我们不去了。”大姐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重新坐到火堆旁。我站着，看门外。雪似乎有点变大了。我说：“雪一着地就化了呢，路肯定不会滑。过了一晚，地上积起雪来，那才不好走呢。”
二哥双手插在裤袋里，腋下夹着一把伞进门来。“怎么不走啦？”二哥看看爸爸，又看看我们，说，“起来走路啊，今天是正月初三，过了初五我们又得散啦。”
二哥夹着伞，迈着八字步，在屋里兜着圈子。
“你不要扮小花脸了！”大姐训斥道。
爸爸把揉好的粉团切成块，准备做馒头。大姐站了起来，把菜篮套到扁担中央，“陆军，你跟小军扛篮子。”
“我说句难听的话……”爸爸说。
我们站着不动。我们能听到爸爸嘴里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声音。我们都看着他。
“你们这些书呆子！这么多的书都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
“好了，好了，”大姐跺着脚，回到火堆边，“我们不去了。”
妈妈瞪着爸爸。但是爸爸不抬头，只是狠命地揉着面团。面板咿咿呀呀地叫得更响了。我们再也没兴致打扑克，就在火堆边干坐着。后来，大姐跟我们讲了一些单位里的事情，都很无聊。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她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做了一名教师。两年后，她结了婚，丈夫是一个机关小职员。她已经连续八年没在城里的婆家过年了。每年寒假一开始，她就带着女儿坐长途汽车回到乡下的老家，直到学校开学才回去。婆婆每次都气得不行。
我们吃过中饭，雪也停了。爸爸步行到乡里去开会。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村支书了。我们目送着他慢慢消失在那条灰褐色的大路上。
“现在去吧，四十分钟就能到割台坡，”妈妈说，“让姑姑早点烧晚饭，你们吃了晚饭就回来。”
我们出门，走在通往村外的土路上。泥路弯弯曲曲地伸出村子，伸进长满小麦和青菜的田野里。泥路已经很干燥，好像根本就没下过雪似的。天空亮堂堂的，有好几朵奇形怪状的薄云正从东向西飘去。一辆满载着牛粪的平板车迎面而来。我们站到路边的麦田里，让它过去。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杨岭脚下。溪水从山谷的岩石上泻下来，淙淙地从我们的脚边淌过。我们踏上台阶。台阶是用石块砌成的，长满稀疏的青苔。路旁长满了松树和灌木，它们挤挤挨挨的，一阵风吹来，他们便喧闹着朝我们凑过来。
山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矮和平坦，我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爬到了山顶。我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眼前豁然开朗，除了远处的山峦，没有什么东西能遮住我们的视线，连松树都是那么的低矮，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随风摇曳。我和二哥回头往山下看。大姐肥硕的影子还在山腰上移动。我们坐在路边等了老半天，大姐才呼哧呼哧地挨上来，站在那儿直喘气。
“小时侯我经常把牛赶到这里，可是一点也不觉得累，”大姐说，“那时我很瘦。”
我们继续赶路，道路平坦了一些，但是很泥泞。在角落里，我们看到了积雪。路边又出现了小麦和青菜，还有枇杷树。山岗上有一间四方的石头房子，那是守林人住的。
“快要到了吧？”我问。
“远着呢，”大姐说，“还要翻一座岭。”
这时候我发现两只脚开始疼起来。我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脱掉鞋子，把袜子褪下。脚跟起了血泡，血泡碎了。
“怎么搞的。”我说。
“你下次还敢来吗？”大姐问我。我不吱声。
“‘有囡勿嫁割台坡’这是老话呢。”大姐说着，和二哥走到前面去了。我起来跟上他们。
“姑姑是怎么嫁到割台坡的？”我问。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说来话就长了……再说，很多事情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那你就跟我们讲讲你知道的吧。”我说。
“是啊，你们应该知道一些父辈的事情——可是知道了又怎样呢。”
我们开始下坡。山坡开始变得光秃秃的。猩红色的泥土露出地表，把整个山谷映得红彤彤的。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了下边山沟里的那口湖泊，湖水碧绿清澈，发着阴森森的寒光。
“那里溺死过一个女婴。后来女婴的父亲被抓走了。”大姐轻声说。听得出她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路朝湖边延伸。很快我们就走上了湖边的小路。路很窄，左侧是湖水，右侧是陡峭的山壁。大姐低着头，一边缓缓地挪动着脚步，双臂像翅膀一样张着，眼睛都不敢往旁边瞄一下。我在后面扶着她走。
“有什么好怕的！”二哥大声说着，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湖泊的下方有许多狭长的水田，巴掌那么大，现在种着小麦。
要是你没看到这口水塘和这些水田，你也许不会相信经常有人到这里来。
我们又开始上岭了。这里的山岭没有砌台阶。一条猩红色的土路斜斜地垂挂下来。爬坡比刚才吃力多了，我们得时刻保持前倾的姿势，以免仰面跌倒。大姐喘着粗气说：
“我们爸爸的命，也许是世上最苦的……”
“姑姑一定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