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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
这句话是安李鸿章的心，亦是收他的心，告诉他，自己会给他撑腰，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
慈禧太后问道。
“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于国朝试行新政，应持以何线，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
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
“臣以为，即是试行，中枢理不应干涉过多，在一旁看着，若是出了方圆，再加以斥责，亦好过直接插手，毕竟，这新政如何操办，于朝中亦无定论，以臣之见，新政试行，成者可为用，败者亦可为鉴。”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
“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就新政的推行，朝廷如何掌控，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现在张之洞是后眷正隆、帝眷正倡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其中筹款一端来驳他。
“就以筹款两项来说，推行新政、操练新建陆水师，需银钱八百万两，由朝廷出银四百万两，地方自筹四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省新政需四百万两，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
“可不是嘛，这些年朝廷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太后所言极是。”
李鸿章连忙趁机贬起张之洞来。
“若非得由朝廷出银子，就非得再举洋债不可，可若是新政试成，于全国推行，到时各省皆要银钱，朝廷又如何出这笔银子。”
“李鸿章，你说得极是！”
慈禧太后深以为然的点点头，在新政这事上，她思来想去对皇上还是放不下心来，这国朝她苦心维持了几十年，万一让皇上由着性子来，毁了国局，怎么是个好，可她又不能让外人看笑话，所以才会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是个有主意的人，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办。
“张之洞这人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这件事上，有失妥当了。”
“太后所言极是，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
听着太后的语气，李鸿章隐约的猜出了太后的心思，在办新正这事上，太后同样也是两难。太后两难的地方，一面是担心翁同和趁着办新政的名义把持了朝政，从而让“帝党作大”，可在另一面，太后焉又不知道这大清国的情况，自然也就明白这新政应该办。当然这不根子，根子是，现在皇上亲政还不到一年，太后不能在这事上直接回了皇上，从而让外臣瞧着这对“母子”间的不和。
终于猜出了太后心思的李鸿章顿时升出一种置身火架的感觉——现在太后可不就是把自己置于火架上嘛！
若是今个自己见了太后，明个太后就回了皇上办新政的心思，皇上的怨气自然落到自己身上，还有与那小肚鸡肠的翁同和间更是旧怨未了又添新恨！
太后啊！
这御下的手段当真是……虽说心底抱怨着，可李鸿章却知道，这事他躲不开，亦不能躲，若不然，回了头两边可全都得罪了！
只感觉自己被置于火架上的李鸿章，立即垂着头思索起来，在他想事的功夫，慈禧倒也不及，她端着茶杯在那喝起茶来，她知道以李鸿章的聪明，定是猜出了自己的心思，这会沉默不语，定是在那给自己想主意那。
一时间这房里倒是陷入沉默之中，除去偶尔传出的杯碟轻碰声，再也没有了别的声响，不知过了多大会，这沉默才被打破。
“虽说朝廷现在没银子去办新政，可这新政总归是要办的，办新政总要开源才好，只要朝廷肯放权于地方，想来疆权是不会有负太后和皇上的。”
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来，李鸿章却有自己的打算，在新政这事上的，既不能让皇上那边下不了台，更不能让太后放不下心，若是不然，无论是那边生了怨，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这个北洋大臣。
“李鸿章，那以你的意思，这新政是必须要办了！”
腔调微微一拉，慈禧太后略停一下，看着李鸿章说道，难不成他就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吗？
“太后，现在这洋人成日里找咱们的麻烦，所以那这新政总归是要办的，可问题是怎么办？臣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说不当说！”
第40章 面圣（上）求推荐
一本《泰西策》一部《盛世危言》，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更令其声名鹊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无人能出其左，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
从献“纱、丝、煤、船”富国四策，再到创办禁烟局，既能“渐禁而平烟毒”，又能拓财源于官府，短短数月间，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着实让人惊叹，有好事者称其所献“皆旁门左道，非圣人子弟所取”，亦有好者为其辩称。
谤名也好，誉名也罢，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纷纷上折支持“择台湾一地，试行新政，以证其效”，而这正是出自《盛世危言》“特区篇”中的“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
若是搁过去，有人提“变法”、“维新”、“新政”以至“洋务”，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盛世危言》倍受皇上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尤其是“新学篇”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授以专长，职有所专，至于什么格物、数学、洋文的，不过就是“吏”之学罢了，同样是为国效力，这官是官，吏仍然是吏，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育专吏之所”。
这种区分对待，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治吏虽是为官之道，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还不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岂不妙哉。
至于军机大臣们，瞧着皇上的劲头，那边太后也未发话，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现在那“试行新政”的折子还未上朝议，至于将来，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无论事态如何，新政成与不成，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原因无他，这事由其所提，自然也将由其负责，而更重要的是，能得翁常熟、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
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虽是烦不胜烦，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而与此同时，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对于外臣来说，这自然是无尽的“恩宠”，召见唐浩然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盛夏之际，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络绎于途。通常是先出北京，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
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做臣子的，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唐浩然自然也不例外要向人请教；就在寻思着不能失仪要找人请教的时候，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则亲自上门拜访了。
“久违了，仪政兄。”
面对王伯恭的来访，唐浩然迎在门口，之所以这般客气，原因倒也简单，先前在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