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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晳子以新作《 湖南少年歌 》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
一时间，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谈话的内容莫不是《 湖南少年歌 》，纷纷赞扬这篇歌行气势宏阔，才华信美，充溢着强烈的爱湖南爱中国的少年激情，不少人都叹息本省无此美才，也有人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两句不太满意，似乎有点惟湘独尊，眼无他省的味道。但更多人反驳道，这是诗，诗应当有夸张，晳子这里说的湖南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光复中国的决心；何况他也有所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载之典籍的名言，如果我们每省都有湖南这种决心，那中国就绝对不会灭亡。湖南人读了这首少年歌，莫不惊喜若狂。这篇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歌行，激发了他们作为一个湖南人特殊的自豪感，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派，以及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以学习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湘籍留学生们，无一不敬仰晳子，爱戴晳子。这一期的《 新民丛报 》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整个日本的华人社区中，成了最为抢手的一张报纸。在国内，尤其在三湘四水之间，更是广为传抄广为传颂，颇有点洛阳纸贵的势头。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政，杨度离开了弘文学院，进了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这里也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抱着广交朋友的宗旨，很快结识了他们，尤与范源濂、汪兆铭友善。
那是在进法政大学不久的一个中午，饭堂大门边张贴了一幅海报，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围在旁边看，杨度也挤了进去。海报上写着几排中文字：论辩大会。题目：中国的前进应采用何种方式为宜。地点：秋赏斋二楼北头教室。时间：十二日晚上七时正。主持者：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法政大学分会。欢迎全体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朋友参加。对于这类论辩会，杨度有很高的热情，而且也喜欢发言，只是因为刚进学校，不明情况，这次先听听。
准七时，杨度来到秋赏斋。这间可容纳百来人的大教室已差不多坐满了，其中还有七八个日本学生。主持人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发言者便一个接一个，都是血气方刚、多闻博识的年轻学子，讲起话来，无人不滔滔扬扬辞气激励，对中国的现状几乎都不满意，对中国谋求进步富强的方式的看法却各有不同。除少数人主张应当以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的手段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外，绝大部分人都主张应从政治上入手来改变现状。从政治上着眼的主意虽多，归纳起来，仍不外乎维新和革命两种主要途径。主张维新者多为康有为信徒。他们以身处之地日本为最有力的例子，认为不必废除君主制，只要把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搬掉，把权力集中于光绪皇帝一人之手，那么光绪帝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中国也就会跟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主张革命者多信奉孙中山的理论。认为满人的朝廷，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是一丘之貉，绝无新生之理。第一步先推翻满人的政权，第二步再建立民主共和国，走美国、法国的道路，永远废除君主专制，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双方各执一端，争辩十分激烈，间或还杂有人身攻击，使得气氛颇为紧张。这种论辩，过去在弘文学院也时常有过，杨度不以为怪。只是他发现，与一年前相比，今晚的辩论会明显的是革命派占了上风，维新派显得有点阵营不强气势不壮。发言的有十六七个人，给杨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人。
一个人中等偏矮的个头，长方脸，鼻宽嘴阔，操一口湘北官话。他认为中国要变革，但不能太剧烈。他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好比一辆破车子，轮子已陈旧，车板已腐朽，拉车的马是跛子，驾车的人已昏老，若陡然来个急转弯，则必然是车散人亡，一切都颠覆了。因此，只能缓缓地转弯子，昏老的驾车者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那时再让年轻精明的人来代替，情形就会好多了。以后，再换马换轮换车板。经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逐步替换，这挂车就会变成轻车快马，奔在别人的前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多办学校，大兴教育，多培养各种人才，不但要培养驭手，还要培养造车轮车板的工匠。中国与日本相比，最大的落后是在教育上，教育是振兴民族的基础。此人的比喻很形象，听众都笑了起来。杨度也觉得他的演讲风趣。
他刚一说完，座位上立即站起一个人，高声喊道：“静生此论大谬！”说着便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听众鼓起掌来。杨度忽觉眼前一亮，心里说着：“好个一表人才！”走上讲台的人面庞端正，身材匀称，着一套乳白色西服，系一根浅花条纹领带，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他一上来便指斥刚才发言的静生是懦夫，所抱的态度乃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他慷慨激昂地说，人民已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已在虎狼包围之下，人民随时都可能死亡，国家随时都可能被瓜分。这种危急的局面，迫使我们一年都不能等待，一天都不能等待，必须采取最迅捷最厉害的一着来救国救民。这个漂亮的年轻人认为此着即为暗杀。他毫不隐蔽地说，第一要暗杀慈禧老太婆，第二要暗杀懦弱无能的光绪帝，第三要暗杀狡猾阴毒的袁世凯。他大声疾呼，是好男儿就要为国家为百姓洒一腔热血，舍得一身剐！他自己决心做荆轲、聂政，以一死而博得个流芳百世。漂亮年轻人的壮士气概，赢得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杨度虽不赞同他的观点，却为他的气概所感动，心里默默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热血志士！”
正在激动之际，听众席上出现了骚动，几个留学生在高声吵闹。有人站了起来，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叫骂，这个骂那个是满虏的奴才，那个骂这个是祸国的暴民，最后竟然扭打起来。许多人都去劝阻，将扭在一起的人扯开，杨度也挤过去制止。一场热气腾腾的辩论会，因热得过头而不得不中途散会。
第二天，杨度找到了矮个子，跟他互换了名片，才知那人叫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半年前从弘文学院转到法政大学。两人原来竟是同乡又是先前的同学，见面之后分外亲切。范源濂早慕晳子大名，见他主动来访，说了许多钦佩的话，自然是彼此都遇到了知音，二人立即成了好朋友。结识了范源濂后，杨度又去拜访漂亮年轻人。那人名叫汪兆铭，字精卫，广东番禺人，为人极是豪爽热情，与杨度一见如故。杨度十分高兴结交了这两个政见虽不同但才气都很足的同窗。三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彼此政见不同，难免有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杨度常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不过争吵归争吵，友谊归友谊，第二天见面又都无嫌猜。后来杨度与留学生界接触日久，方知日本留学生之间大抵都如此。吵得激烈时，甚至大打出手，捅刀子的事都做得出，过后又握手言欢，不记前仇。一旦谁遇到困难，不管政见如何，多数人都会伸手相援。这是因为一则都有着爱国救国的共同目标，二来大家都漂泊异邦，因而更看重乡谊亲情。
范源濂是个活动家，喜欢并擅长筹备组织各色集会活动。他一天到晚出没于东京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又与国内有密切的联系。他精力充沛，活力很强。汪兆铭挂了个法政大学生的名，其实很少上课，他常在校外秘密学习炸弹地雷的制作方法，十天半月不回校，整夜整夜不归寝室是常事。他与孙中山、胡汉民的关系特别好。
无论是范源濂的串联活动，还是汪兆铭的爆炸试验，杨度一概不参加，他集中精力钻研各国宪政，将研究所得发表在东京各种华文报刊杂志上。杨度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因为不介于派别之争，反而获得了大部分留学生的认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当东京留日学生总会改选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干事长。从那以后，饭田町杨寓成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成为东京留学生们聚会的重要场所。
杨度一方面负责全日中国留学生的联络、组织、指导，同时还担负湖南籍学生创办的《 湖南学生界 》和《 游学译编 》的主编。他夜以继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团结各种派别的留学生，同时发愤攻读宪政方面的书籍。他一天到晚为大家服务，尽心尽力，无求无索，任劳任怨，不仅赢得了留学生的敬重，连田中夫妇也对他很尊敬。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近半个月里，杨度未去法政大学，也谢绝了大家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