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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的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十七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 时事新报 》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吴樾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 国民报 》、《 新民丛报 》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 游学译编 》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 湖北学生界 》、《 大陆 》、《 浙江潮 》、《 江苏 》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 猛回头 》、《 警世钟 》，杨毓麟的《 新湖南 》，宋教仁的《 灭汉种策 》，秦力山的《 革命箴言 》，朱德裳的《 中国魂 》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 游学译编 》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小说，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现在，杨度避难再来东京，寓居异国的留学生们谁不想见见他？短短几天里；饭田町田中寓所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大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味道。杨度慷慨豪放，热情坦率，给初次见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黄兴、刘揆一这两个老友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广东人胡汉民。杨度见此人很有才气，极乐意与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畅谈了半天。黄兴还在弘文学院继续学业，刘揆一到东京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弘文学院，与胡汉民同班。他们建议杨度再进弘文学院。究竟在日本学什么好，杨度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学院情况熟悉，暂且挂个名字在那里也好，就答应了。
留学生对读书大多很随便，学校管束也不严，杨度在弘文学院挂名后，便在饭田町寓所贪婪地阅读这几个月来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
十月，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到横滨。梁启超自戊戌政变时逃到日本，已经整整五年了。当年出逃的那些惊险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闭目略作休息时，那一幕幕的场面便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间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