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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此风特炽。许多官宦人家都养着面目皎好的男童，在家寸步不离，外出则跟随一旁。尤其是戏班子那些演技又高长相又好的伶童更受垂青，或出高价买之置于室，或常招之饮于堂。跟随在袁克定身旁的茂顺便是他从三喜班里买来的宠伶，而小汤山温泉则是他和京师宠伶们饮酒作乐之处。这位袁大公子固然有断袖之癖，然则他的最大癖好尚不在此，而是在权位上。
袁克定从小跟在父亲的身边长大。当年袁世凯到朝鲜后很快发迹，他信守诺言，把沈氏从上海妓院赎出接到汉城。沈氏不能生育，袁世凯则派人去项城老家接克定来朝鲜。于氏知丈夫不爱她，抵死不肯放克定。经袁氏本家又是开导又是威胁，才不得已忍痛放儿子远去。袁世凯本想要克定认沈氏为嗣母。但年仅四岁的克定却很懂事，牢记母亲的教导，只叫沈氏为姨娘，绝口不叫母亲。沈氏灰了心。袁世凯于失望中看出儿子重血缘的天性和执拗的脾气，他倒很欣赏儿子这两个特点，遂不再强迫儿子认沈氏为母，并着意加以培植。克定一直在朝鲜长到十六岁才随父回国，以后跟着父亲辗转济南、保定、天津各地，也没有去应试，只是后来挂了个农工商部右丞的虚职。这两年来，连这个空衔也不要了。多少年来，袁克定基本上充当父亲贴心帮手的角色。年年月月官场的熏陶，尤其是亲历父亲罢而复起的政治风波后，袁克定深知“权位”二字的重要。对此中三昧，他远比一般人咀嚼得深透。
自从父亲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后，袁克定的身份更加不同了。“大总统”这个称呼，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很陌生，他们叫不顺口听不习惯，叫得顺听得惯的还是传了两千年的“皇上”。万民之上的统治者，薄海之内的第一人，不就是皇上吗，叫什么大总统呢？尤其是称呼袁克定，更加为难。仍旧叫大公子吗，似乎不能突出天下第一大公子的地位；总统之子，外国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称谓传进来，于是不少人干脆沿袭旧时的称呼，叫他太子。
袁克定初时还有点不好意思，听久了也就自然了。但袁克定知道，他其实并不是太子。这中间最大的区别是，太子为法定的继位人，根据民国的宪法，他不是。倘若哪天他的老子死了，不仅他们全家得搬出，中南海，他本身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也会失去，就连父亲几十年来一手培植出来的北洋将领都不会买他的账。有两件事很令袁克定气沮。
徐世昌从青岛来北京不久，袁世凯在总统府居仁堂设家宴为之洗尘。席上，袁命儿子给徐把盏敬酒。大概是蛰居多年重登政坛心情特别兴奋，也可能是多喝了两杯有几分醉意，当袁克定再次为他斟酒时，他拉着袁克定的衣袖说：“克定呀，想不到一晃三十多年，你也是快四十的人了。”
袁克定说：“是呀，过两年就四十岁了。”
徐世昌说：“难怪我不能不老，当年那个穿开档裤尿了我一身的小家伙也快四十了！”
说罢哈哈大笑，袁世凯在一旁也乐得大笑，弄得袁克定脸红红的，很不好意思。
笑完后，徐世昌又说：“那年你还不到三岁，吃饭时站在我旁边。我说克定呀，你给伯伯磕个响头，伯伯给你一个虾肉丸子吃。话刚说完，你就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大响头。我说乖孩子真听话，马上夹一个丸子给你，一个大丸子把小嘴塞得鼓囊囊的。还记得吗？”
这几句话说得袁克定愈加难为情，忙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徐世昌摇摇头说，“来，老伯告诉你。当初你是这样跪着的。”
看着袁克定呆呆地站着，没有任何表示，徐世昌急道：“快呀，快跪下来呀，老伯好指点呀！”
袁克定仍站着不动。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人尊重的大公子了，怎么还能像两三岁的懵懂小孩那样呢？这个徐老头子，莫不是让几杯酒给灌迷糊了？袁克定老大不情愿。袁世凯好不容易请出徐世昌，为不让他扫兴，对儿子说：“你就给徐老伯再跪下磕个头嘛！”
袁克定一向对父亲恭顺，见父亲这样命令他，只得跪下，将头触到地面。
徐世昌快乐极了：“不错，不错，那年也正是这个样子。乖孩子，真听话，看在你已是大人的面子上，老伯不再赏你吃虾肉丸子了，快起来吧！”
袁克定忙站起，心里为这事郁郁了几天。他从来就不认为徐世昌有多大的本事，当年在翰林院里十多年不迁一职，不得一差，是一个倒楣透顶的黑翰林，以后的飞黄腾达，完全是父亲一手提携的结果。他不思感激袁家的大恩大德，还一个劲地在自己面前装模做大。袁克定对徐世昌怎么也尊敬不起来。这几年，他口口声声要做大清的遗民，义不食民国之粟，隐居在青岛。但一旦父亲叫他做国务卿，他又出山了。声称是帮忙不受傣禄，然父亲略施小技，说每月四千大洋不是政府开支而是从总统特支费里支出，他便欣然接受了。总统特支费是哪里来的，还不是政府的钱？一想到这些事情，袁克定便对这个老头子简直有点鄙夷了，真是一个既要权和利，又要名和望的典型的伪君子！
徐世昌毕竟是袁世凯几十年的拜把兄弟，且在醉意中，袁克定在大不舒服之后尚可略作宽谅，而段祺瑞的据傲不恭，则令他不能容忍。
近几个月来，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不知因何事，常常不参加总统召集的会议，每次只打发副手徐树铮出席。徐树铮这个人阴阴地，总是用斜眼看人，开会时多半一言不发，板起面孔笔挺挺地坐着。袁世凯总觉得此人不大对劲，有时回到家里，不免在儿子面前嘀咕两句：“芝泉这人怎么啦，总打发姓徐的出面，他自己干什么去啦！”
袁克定看着徐树铮，心里总有几分怯态，又认为段祺瑞不参加会议是毫无道理的。有次他到段家去，就直截了当地问段为何不参加会议。
谁知段祺瑞的脸色马上变了，本来就有点歪的鼻子更加歪得难看，冷冷地说：“芸台，这事你不要管。要问，也只能轮着总统来问我。”
袁克定碰了一鼻子灰，脸涩涩的，很久不能恢复自然。他真想跳起脚来将段骂一顿，但又找不出恰当的理由来。是的，他是陆军总长，要说他，也只有总统才有这个权利。此话并没有错，但话中之话，则是再明白不过了。袁克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又娶于氏夫人的干女儿做太太，真正的与袁克定是同辈人。袁世凯还健在，便这样不把大公子放在眼里，一旦死了，他袁克定还能从段祺瑞那里讨得一杯残羹吗？袁克定越想越气，也越想越怕。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只是大公子而不是太子的缘故，倘若是名分已定的太子的话，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在内，哪一个不应该在他的面前诚惶诚恐俯首称臣！
思前想后，袁克定愈来愈看清楚了，必须效法当年的太原公子李世民，务必说服父亲乘此国民党已全部被打垮，民国建立还只有两三年百姓仍留恋皇帝的时候，及时改国体登帝位，把一座锦绣江山揽在自己的怀抱中！
能把父亲说动吗？工于心计的袁克定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期，他从许多迹象中看出，父亲的心思与自己是十分接近的。
徐世昌一到北京，袁世凯便称他为老相国。袁这么一叫，上上下下便都叫徐为老相国，徐也以此称谓而自喜。徐既然是相国，那袁不就是皇帝了吗？
相国府里最先恢复端茶送客的礼仪，接着京师各衙门纷纷效尤。再接下来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下属求见时呈递手本履历，这些都与前清官场一模一样。各省都督向政事堂行文都用“呈”字，只有前后任过直隶都督的冯国璋、赵秉钧对政事堂行文用“咨”。这也完全是援引前清直隶总督视军机处为平级机构的老例。许多官吏都认为民国官远不如前清官的尊严，建议将部长改称尚书，都督改称总督，民政长改称巡抚，县知事改称县正堂。不少地方，官吏出门乘坐绿呢蓝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后勒令百姓送万民伞，立功德碑。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事也屡有出现。所有这些，袁世凯都知道。他不但不制止，还时常私下里称赞，说民国的制度不像个样子，还是过去的规矩好。
有一天，袁世凯的胞兄世廉的儿子从河南项城老家来，对叔叔说：“袁氏祖坟去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