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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上书，说应当给谭嗣同等六君子平反昭雪，给当年德宗之师翁同龢恢复名誉等等。载沣同意撤销对翁的处分，开复原官，算是为翁恢复了名誉。但对康、梁、谭嗣同等人则仍维持原议。张之洞悄悄把康有为的那封信烧了。
就在这段时期里，载沣将军权掌握在皇族手里的计划次第推行。他终于敌不过额娘和六第的强悍，只能得罪福晋，把海军大臣的美差送给了洵贝勒，并打发他立即去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以便让老六增加点海军常识。接着又借三岁小儿之口，任命自己暂时代理大元帅，并先行设置军谘处，命毓朗、载涛管理。于是全国陆、海军都掌握在皇家手里了。载沣自以为军权巩固，大清帝国之皇权可以万世不易了。
为了笼络国内的立宪党人，载沣摆出了一副热衷立宪的架势。先是仿效立宪国家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制，规定谕旨须由军机大臣署名。接下来，又特发一道谕旨，宣示决心立宪的态度。随之，各省民意机构——谘议局相继成立。不久，朝廷资政院也成立。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饬令宪政编查馆加快草拟宪法的步子。这期间，载沣又革去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允升和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载沣这些举措的目的无非是借立宪之名遮蔽天下耳目，从而保住皇族的大权不致外落。不少立宪党人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载沣是个宪政热心者，便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内请愿活动。
先是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由，通电各省谘议局，又派人赴各地游说，不久，便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奉天、黑龙江、吉林十六个省的谘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直到国会正式成立才解散。代表们从上海北上北京，由直隶谘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都察院转呈摄政王。又遍访王公大臣，请求赞助。载沣拒绝他们的请求。这是请愿的第一次。
过了两个月，各省谘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代表团”，推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人到各处演说鼓吹。但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十起请愿书，统统遭到载沣的冷酷拒绝。
到了中央资政院成立的时候，请愿代表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资政院提议设立内阁，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多数议员的主张与各省谘议局一致，于是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或受谘议局的影响，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制所苦，也盼望中央有一个像样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合起来致电军机处，建议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载沣见各省督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害怕一口拒绝会引起地方上的分裂，于是接受了部分请求，下诏将九年预备期缩短，将在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之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
这样，请愿代表团中一部分人认为朝廷接受了请愿，便不再活动了。惟有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辏А⑺拇ǖ钠训羁〉燃父鲆槌せ故刈拧八倏帷钡淖谥疾环牛急傅谒拇吻朐浮�
正在此时，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载沣不能再容忍了。他命令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递解回籍。又将活动最厉害的天津籍议员温世霖发戍新疆，并下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代表。这第四次请愿胎死腹中。大清国的国会，一直到它的覆灭始终没有开成。
杨度是坚决地站在国会请愿派这一边的。他与张謇、汤化龙等人频繁接触，为他们出谋画策。为配合国内请愿派的活动，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又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而自己“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不以一时毁誉得失而易往昔之宗旨”。这以后他又上了一道速开国会折，大声疾呼“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奏折递上去后杳无音讯。他愤而交《帝国日报》公之于世，表示对国会请愿活动的公开支持。
以载沣为首的朝廷对宪政假热心真反对的态度，内外国事的日益艰难，使杨度的心情甚为抑郁，这期间虽有亦竹生女，静竹瘫痪渐有起色之喜，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而张之洞的病逝和夏寿田遭家祸请假回籍，又给他增加几重优愁。
刚办过七十二岁寿筵的张之洞便病入膏肓了。临终的这天中午，长子仁权慌忙上报朝廷，被国事搅得昏头昏脑的载沣这时才想起要去看看他。张之洞从武昌调到北京后，一直处在衰病之中，这次病情急剧恶化，其原因正是来自载沣。
半个月前，张之洞扶着病躯亲登醇王府，指出载沣执政以来许多不妥之处，其中最大的失策在于专用亲贵。兄弟连翩长陆、海军大权，实为先朝未见，望改弦易辙。载沣不但不听，反而叫他只宜静心养病，不要多管国事。张之洞身任疆吏数十年，早已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骄慢气习，现在做了领班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片好心为了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被他视同孙辈的年轻人，居然可以摆起监国的架子，教训他？张之洞当面不敢顶撞，回到寓所后捶胸打背高声叫道：“不意受此等气，今日始知军机大臣不可为也！”连叫两声后，大口大口的血便不可遏制地吐出来，从此一病不起。中外名医迭进方药，均告无效，病势日渐危险。但他头脑依旧清醒。见载沣来了，他仍想以儒臣的一片诚意，对这位年轻摄政王作最后一次规劝，使之明瞭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从而猛然醒悟，振作朝纲。
当载沣来到病榻前时，张之洞勉强睁开眼睛说：“惊动王爷，心实不安。”
载沣说：“老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十分吃力地说：“公忠体国，所不能当，廉政无私，不敢不勉。”
谁知这几句话大大地刺伤了载沣的自尊心。因为张之洞上次力谏他不该让两个兄弟做陆、海军大臣，其理由便是应避彻私之嫌。
载沣很不高兴地起身说。：“老中堂，你病得很重，不宜多说话。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吧。我很忙，先走了。”
张之洞想得好好的一番正言悦论无法说出来，气得闭上眼睛不理载沣。
载沣刚走，小皇帝的师傅陈宝深进来探视，问：“监国刚才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叹道：“他什么话也没说，也不让我讲话，大清国的国运已走到尽头了！”
张之洞将子孙唤到床边，吩咐仁权执笔，在他早已写好的“勿负国恩，勿坠家风”的遗训上再加几行字：“吾生平学问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
就在这天夜里，一代名臣张之洞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之洞死后不久，夏寿田的父亲、陕西巡抚夏时，被御史以贪污罪名弹劾革职。夏时六十五岁了，受此打击，旧病复发，卧倒西安寓所。他怕再也见不到儿子，修书一封到北京。夏寿田得书，立即请假赶赴西安。夏时在儿子的安慰下，加之医治得当，病渐渐好了。夏时执意要回桂阳老家。夏寿田对老父千里之遥的归途不放心，便向翰苑请了长假，一路护送回桂阳。
自从夏寿田离京后，杨度觉得京师的生活比往昔孤单多了。他从夏时的回籍想到袁世凯的革职，从袁世凯的革职又想到张之洞的去世，有时很有点时世苍凉、人生短促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