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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筠已明白了，这个杜老三是端方派来的说客。假若这个说客是一个月前来的话，他会毫不客气地轰之出门。但现在，一种强烈的对生的渴望，促使他欢迎说客的到来。孙毓筠并不是一个卑污的小人，他不愿为活命而当叛徒。这些天来，他在心里盘算过，最好是既能走出囚室，同时又不失气节，只是他一时想不出一个好主意。
“我并不是一心要钻枉死城，因为国家弊病太多了，非要有人起来动员大家革除这些弊病不可！”
“孙少爷，你是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我很敬佩你。我们这个国家的确弊病很多，要革除。”杜老三态度十分诚恳。“现在朝廷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从太后到令叔祖孙中堂到袁帅、午帅都在力求设法革除国家的弊病。午帅很欣赏你的志向，却为你所选择的方式而遗憾。”
孙毓筠不做声，静静地听着。杜三知他的心思在动，继续劝道：“孙少爷，午帅有心要保全你，他不能当面跟你谈，特为叫我来给你通个消息，只要你承认所主张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午帅就会向朝廷奏请宽免你。”
孙毓筠说：“杜三叔，你可能不知道，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我都主张。在两种革命的次序上，我认为只有先进行种族革命，即推翻满洲人的朝廷，然后再进行政治革命。”
“小贵呀，你叫我杜三叔，我不敢当，但我毕竟比你痴长二十多岁，我今天以兄长的身份开导你，请你听我几句。”杜三轻轻拍着孙毓筠的肩膀，以一种亲切的父执态度说，“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要从满人的手里光复汉人的政权，我何尝不理解？不瞒你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令尊大人在寿州老家就经常谈满汉之间的问题，也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是不是汉奸的问题。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从满人入关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二百多年来，汉人中的不少杰出人物，远的不说，近世如林则徐，如陶澍，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满人的朝廷办事，又如令叔祖寿州相国也是朝廷的干臣，难道他们都是追求富贵而忘记了祖宗的叛臣孽子吗？不是的！小贵呀你还年轻，还不太懂世事，大哥我明年就五十岁了，见的事多了。大哥我对你说句实心话，皇帝由哪个民族的人做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政治清明。满人中的康熙、乾隆，比起历代汉人中那些英明君主来说都不逊色，而汉人中的隋炀帝、明武宗也决不会比同治帝、光绪帝高明。既然满人朝廷愿意立宪，我们为何不促使它一起把这件事办好，非要进行种族革命把它推翻呢？小贵，你想没想过，一旦行种族革命，双方必定是大开战争，遭殃受罪的还不是老百姓吗？”
孙毓筠的反满革命思想本不十分坚定，听了杜三这番话，也觉得有道理，口里没做声，头不自觉地点了几下。杜三高兴，继续说：“你知道吗，你的朋友杨度特为从东京写信给午帅，请午帅宽免你。”
孙毓筠在东京久闻杨度大名，但从未见过面，更无交往，谈不上朋友。不料杨度此时从万里之外致书端方，孙毓筠对杨度顿生感激之情，觉得杨度真正是个好人，难怪能在东京留学生界中有很高的威信。
“午帅说，像杨度这样的人才确确实实是为国为民着想的人。他只谈政治革命，不谈种族革命，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可以 称得上真知灼见。午帅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好友的一番厚意。”
杨度致书说情一事给孙毓筠很大的震动。他对杜三说：“杜三叔，你去告诉端中丞，我要好好想想。”
“是要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大哥我一声，大哥一定替你帮忙。”
杜三说完出了门。
孙毓筠在舒适的小院落里整整想了一天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
假若这次策划新军成功，起义发动了，把个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自己或战死或被捉杀头都值得，因为那将作为一个壮烈牺牲的暴动领袖而播于人口。而现在事情未成，就这样悄没声息地被处死，那就太不值得了。若能活下去，就应该力争活下去，政治革命也罢，种族革命也罢，总之都是革命。放弃种族革命而不放弃政治革命，也不能算背弃革命，因而也就不能算叛徒。既不变节，又能得宽免，为什么不干呢？再说，杜三的话也不无道理，并不一定非要行种族革命不可，政治革命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今后出去了，一定要去拜见杨度，当面请教救中国的道理。想到这里，孙毓筠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要身边侍候的人向端方察告愿写供词。端方见杜三游说成功，立即派人送来一套名贵的文房四宝以示关怀。
孙毓筠花了十来天时间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写了一份长长的供词。他先叙述自己的家世，然后写由科举功名转向佛学研究，再由佛学研究转向种族革命，继而终于明白了政治革命才是救国的正确选择。最后他向端方建言，以改良政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革命派，固然大有人在，而以推翻满人政权实行种族革命的人士也不少，为朝廷计，为午帅计，对行种族革命的人不宜株连太甚，否则将激起更大的反抗。宽赦革命党人，才是消弭祸变的办法。为了让朝廷和端方更加放心，他在供词的结尾部分表示，此番获释后，他将披发入山重新研究佛学，妻儿财产既无所恋，世事纷争亦不再与闻。
端方依照这份供词向朝廷报告，鉴于孙犯已改变立场，宜从轻处罚，判囚禁五年。实际上，端方在总督衙门后花园里收拾一间小房子，将孙毓筠安置在这里读书。杜三告诉孙毓筠，应将端午帅有意保全的良苦用心告诉族叔祖。于是孙毓筠写信给孙家鼐，详告一切。同时又给杨度写了一封信，向他致以谢意，并表示出去后一定拜他为师钻研宪政。而此时的杨度，正面临着生命航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二 千惠子的眼泪，滕原勾画的蓝图。准备回国的杨度的心迷乱了
自从清政府向中外宣示预备立宪以来，海内海外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宪法制定了，君权受到限制，民权得到扩大，政治得以改革，经济随之而发达，军事随之而强大，贫弱落后的中国很快就像日本、德国、英国一样地强盛起来了。他们更加自觉地鼓动民众拥护朝廷，劝说持革命排满主张的朋友放弃武装暴动，一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国家的进步。不久，厘定后的新官制名单公布，十三个军机处大臣及部务大臣，满七蒙一汉五，全国哗然，不少立宪党人也深为失望。但尽管如此，大部分立宪派仍盼望朝廷能将宪政推行下去。
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一面大量撰写关于立宪政治的理论文章，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刊登，一面联络同志组建新党。在蒋智由、陈景仁等人的活动下，１９０７年夏季，一个名叫政闻社的党派成立了。梁启超写了一篇政闻社宣言，公开发表，向世人宣示他们所持主义的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规定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同时郑重声明，政闻社决不干犯皇室的尊严，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只是履行立宪国家的国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公权。
政闻社反对革命讨好朝廷的态度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怒，当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率领四百多个同盟会会员捣毁会场。有人脱下脚上的皮鞋击中了梁启超的脸，梁吓得夺窗而逃。会没开完就散了。
杨度虽然没有参加政闻社，并且对蒋智由等人在组党过程中谋私的行径多有不满，但对张继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他愤而致书张继，谴责张带头破坏集会的本身便是违背宪法。杨度责问张继：“如果让你们这样的人今后成了功，那岂不是以暴易暴，百姓还能有自由吗？”
张继笑杨度书呆子气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杨度和他断了交。
这时国内拥护朝廷预备立宪的团体也相继产生。江浙一带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主持这些团体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实业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场对他们也优礼有加。这一天，方表特来告诉杨度，梁焕奎、范旭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宪政公会，有拥戴杨度为会长之意，问他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