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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杨度所提供的三马信号，刘道一在雷打石窑场里与马福益的部下马树德取得了联系，并通过马树德见到了马福益。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马福益同意与黄兴见面。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马福益与黄兴在湘潭茶园铺的废煤洞里见了面。当马福益得知陪同黄兴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便是自己寻找了多年未曾谋面的救命恩人刘揆一时，激动万分，他向刘揆一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以谢大恩，然后慷慨从命，义无反顾地与黄、刘歃血盟誓，共图大业。
鉴于马福益的哥老会内部复杂，良莠不齐，黄兴不让马部集体加入华兴会，而是在华兴会外建立一个名叫同仇会的外围组织，任命刘揆一为同仇会中将、马福益为少将，自任大将，并定于慈禧太后寿辰日——十月十日夜里在省城长沙起义。
正当黄兴、刘揆一等人为起义的钱款发愁的时候，杨度从东京汇来了两万银元。真好比雪中送炭，华兴会的同志们莫不为杨度的慷慨支持大为感动。他们也不去深究一个留日的穷学生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笔巨款，发了一封感谢电后便把银元分派大用场。
首先要买枪支。他们计划买５００支长枪，１００支短枪，十万发子弹。当然，两万银元远远不够。于是拨出一万到汉阳兵工厂打通关节，先买五十支长枪，十支短枪，五千发子弹，再买一匹大白马，由道一派人悄悄送给马福益，叫他先行训练骨干。剩下一万元留作活动经费。黄兴派宋教仁和胡瑛去武昌建立华兴会支会，派章士钊去上海游说湘籍官商捐款，务必在八月底之前筹齐购买枪支弹药的银钱。又派陈天华去江西、安徽发展华兴会会员，派张继长住北京做暗探。
马福益接到华兴会的馈赠后，加紧训练。同时，他也派人分几路联络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龙头们，将长沙起义的计划告诉他们，要他们做好准备，到时响应首义。
这段时间里，章士钊在上海多方努力，筹集了十二万银元军款。黄兴卖去了分在他名下的二十亩水田和五间瓦屋，得到五千银元。在黄兴的感召下，刘揆一和华兴会其他会员们都积极捐款，或变卖家产，或四处借贷，共得二万五千银元。黄兴将这十五万银元全部用来购买枪支弹药。
人员的联络组织和武器装备都大致有了眉目，黄兴和马福益商量，为激励士气，将举行一个隆重的授衔仪式，地点定在浏阳县普迹市。时间就选择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
十三日，黄兴、刘揆一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杨度已回国，并于前几天来到长沙，寓居在北正街恒升杂货铺。
杨度为何突然回国呢？
就在黄、马于湘中密谋起义的时候，身居日本的留学生却在为粤汉铁路一事而大起骚动。
早在七年前，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第二年，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共有二十六款，基本上仿照芦汉铁路的合同。主要内容有：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年息五厘，九折实付，偿还期五十年，以铁路财产担保，工程由美华合兴公司包筑，限五年完成，路成后每年给股分纯利五分之一。本利未还清之前，铁路由美华合兴公司代理。同时还规定，凡粤汉铁路及其支路经过的地区，不准筑造平行的铁路。清政府在合同中限定美华合兴公司不得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
这个合同四年前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合同得利的明显是美方。尤其是不得在粤汉铁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建平行铁路这一条，是对主权国侮辱性的规定，政治腐败、财经窘迫的清朝廷也同意了。后来，美华合兴公司的股票被比利时银团收买，比利时银团变成了芦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的老板，而比利时银团代表的是俄国和法国的利益。这样，俄、法两国便取得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控制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极为不利。特别是美华合兴公司将修筑权转让给比利时银团这一举动，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合同，软弱无能的清朝廷也不过问。
朝廷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公愤，特别是鄂、湘、粤三省的留学生更有切肤之痛。除极少数人外，都主张立即废掉与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粤汉铁路由自己来修筑。
湘、鄂、粤三省留学生几乎占了全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在留学生界里很有势力。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本人更是积极地主张废约自办。他以高昂的热情，组织了各式各样的论辩会。无论大会小会，他都要演说，慷慨激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赢得了留学生们空前的信任。留美学生的观点与留日学生一样。他们人少，便将此事委托给留日学生总会办理。杨度于是代表日本、美国两国留学生分别致电外务部尚书瞿鸿机、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指出外国人修建铁路对中国的危害性，毫不留情地揭露伍廷芳、盛宣怀接受美华合兴公司巨款贿赂的丑事，并说明废合同与废条约异，因为合同是与公司订的，条约是与政府订的，此事与邦交无关。希望瞿、张等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民族伸正气，为国家谋利益，自筑粤汉铁路。
在留学生们群情鼎沸之时，杨度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下心来认真研究对此事的处理。他广泛搜集资料，运用自己来日本后所学到的法律知识，通过详尽的解剖，写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粤汉铁路议》。
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废合同议。从合同规定美公司所有之权利、义务及义务能否履行、权利应如何处分四个方面议论废合同的问题。二为立公司议。提出中国自立铁路公司，又建议铁路宜商办，不宜官办，由股东公推总理，而不由政府简放督办，宜兼用社债，而不宜专用国债等等。文章统筹全局，高屋建瓴，详密周到，巨细兼备，既有严谨的法律裁决，又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它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知识分子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日本留学生界更是对杨度渊博的法律知识和精当的分析能力甚为服膺。
星期天，刚来东京不久的杨庄和代懿、杨钧一起来到田中寓所。杨庄笑着说她已细细地将全文读过两遍，从中学到了不少打官司的学问，称赞哥哥是个好法官。杨钧则说，东京留学生界都说哥哥能处理好这么复杂棘手的粤汉铁路案，今后办理国事，再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了。说得杨度心里高兴，他也自认已具备了主宰天下之才。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借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了大赦令。大赦令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对慈禧七十大寿的庆贺，骨子里是想借此缓和国内十分紧张的政治矛盾。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事，使全国人民对清廷的腐朽进一步认清了，与此同时，也对两年前因变法图强而惨遭屠杀和迫害的爱国志士愈加怀念起来。慈禧自己也受了很大的震动，知道若再不应变，则国将不国。为此，在第二年回銮途中，便下达一连串变法的诏令。尽管有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几个明智疆臣诚心拥护，但慈禧这种其实是自我检讨的行为并不能挽回人心。朝廷上下对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普遍予以伺情。迫于这种政治压力，慈禧不得已大赦天下：凡因变法之案而流放的可以回原籍，坐牢的释放回家，受牵连的免予处分，出逃海外的回国后不再追究。即使如此，也有三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变法的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多次在国内组织暴动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
大赦令传到东京后，杨庄姐弟为哥哥的获赦而欢欣鼓舞，全家连小澎儿在内五个人在东京神田酒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
“终于不是一个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人了！”面对这一突然来到的喜讯，杨度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海外议论得热热闹闹的粤汉铁路自办一事，虽历时几个月，却并没有得到国内官方的满意答复。留学生总会早就想派一个得力的人回去游说当局，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好了，杨度自由了，此事非他莫属。就这样，杨度回到阔别一年的祖国。
他在上海登岸后，立即改坐江轮沿长江上溯。到达武昌的第二天就去拜见张之洞。谁知张之洞身体不适，去武当山养病去了，什么人都不见，公事私事都要等到九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