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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深信不疑，从此深居宫中，有事只和赵高商量，即便公卿也难得见上一面。
这样一来，秦朝的中央集权达到极致，文官体系的纠错功能完全丧失，国家等于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无法有效应付任何事变。
这还不够，秦二世认为自己刚当皇帝，大臣虽然被压服了，黔首可能还不服，必须像老爸那样巡游天下，让百姓知道新皇帝也不是好惹的。
这位二世办事，实事求是地讲，还是很有效率的。
秦二世元年春天，胡亥沿着秦始皇东巡的路线，从咸阳出发到碣石，再向南到会稽，在秦始皇所刻石碑上都刻上了自己的铭文，而后远赴辽东而还。
此行费时四个月，行程竟有八千里以上，每天要跑近两百里，堪称高速行驶。
回到咸阳后，秦二世继承老爹的大业，继续建设阿房宫，外抚四夷。可能他感觉还是不够安全，就从各地征发善战甲士5万人，驻屯咸阳，拱卫首都。考虑到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咸阳当地的粮食供应不上，就令各郡县自己筹粮，士兵们自带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提供一粒米。
秦二世的预感是准确的，就在他东巡归来两个多月后，秦朝的土地再也承受不住他的超高压了。
当年七月，在泗水郡的大泽乡（今属安徽宿州）爆发了由农民陈胜、吴广领导的全民大起义。
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由于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刘邦等枭雄才跟上的，其实不然。就在此前一年，泗水的亭长（治安队长）刘邦，就拉杆子起来造反了。
当时，刘邦负责带队，送一批刑徒去骊山修始皇陵。一路上，刑徒不断逃亡，怎么也管不住，估计到地方也就快跑光了。队伍行至路途的一半，刘邦陷入了绝境——就这支人数不全的队伍，即使到了咸阳也要遭处罚，自己也得沦为刑徒。
人被逼急了，总要有个活路。刘邦是个带点痞气的人，想来想去，决定不按常规过这一辈子了，索性放掉了所有的刑徒，自己去当土匪。其中有十多个刑徒为刘邦的大义所感，愿意跟随。
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就这么形成了，隐蔽在草泽之中等待时机。渐渐地，竟然混成了好几百人的大队伍。
与此同时，一个打鱼人彭越、一个受过“鲸刑”的英布（脸上被刺字，故又名鲸布），被罚在骊山修陵墓。在修墓期间，他俩秘密联络有志之士反秦，策划了一阵子之后，带着一批刑徒逃到了长江上，当了水匪，实际上就是开始了反秦起义。
第三十章火山口上的末日狂欢（5）
是陈胜、吴广投下的星星之火，把四方民怨的燎原大火给点起来了！
秦二世这个倒霉鬼，撞上了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次全民大起义。
秦朝是伟大的，但也是有深重罪孽的。这罪孽，实事求是地讲并非由秦二世而起，秦始皇要负重大责任。秦法从来严苛，但自商鞅以来内部还没出过问题。因为百姓只要肯作战，上进之途还是有的。且国家在不断扩张的非常阶段，秦民多少还有个盼头。
待到天下统一后，战火熄灭，万民都有“更生”之感，如果这时候秦始皇与民休息，黔首必然感恩，秦朝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民意基础。
可是统一之后，秦法愈加严酷，完全针对着老百姓来了，再得军功不易，不小心犯法当刑徒的机会倒是增加了。国无宁日，民无安居，问题就严重了。
秦朝的赋税，是征收百姓收入的大半。聚敛过重，百姓难以承受，这是弊病一。
秦朝的边防、修建任务太重，征发卫戍和劳役人员一直征发到基层闾里。丁壮被搜罗一空，百姓没法过正常日子了，这是弊病二。
人民没有了希望，就要出事。
在这种危局下，如果中央机构头脑清醒、运转有效，还能防范一下。可是秦二世得国不正，他要防范大臣中的异己，所以采用了最极端的寡头统治，只依靠赵高一个人来施政，听不到正确意见。
另一方面，本应自觉为政权服务的大臣和郡县官僚，因为秦二世在残杀亲兄弟时株连过重，人人震恐，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完全失去了屏障政权的主动性。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失当的举措，火山一旦爆发，皇冠必然落地。
本想延续千世万世的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它的宿命了。
第三十一章打败了六国却打不过老百姓（1）
秦二世的元年，本来可以是一个新的辉煌开始，可是胡亥的命运不济，这一年，恰成了帝国末日的开幕式。
彼时的帝国，还在按照秦始皇规定的惯性在运行，北部边境防范匈奴的负担很重。
防匈奴，这没错儿，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和侵袭，是一部后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大戏，数次改变了我们民族的人种、文化与政治结构。
对北方的防范，按理说应该用一支职业军队去完成，可是秦朝的办法是，直接征调基层的居民去戍边。这就引出了一些问题，积累日久，成了溃堤之穴。
当年七月，官府下令，征发居民组的贫民去渔阳郡（今北京密云）戍边。
密云这地方现在早不是边疆了，不过，如果你登上离此不远的八达岭长城，放眼看所谓的“塞北”平原，你还是能体会到长城之外的浩大与苍凉。
秦时，这里当然是边远的苦寒之地了。
老百姓再穷，也不愿意离乡背井跑到长城上望天去。征发贫民戍边，本来就是容易引起民怨的事，而秦朝的法律，对戍卒到岗的要求又过于苛刻，一旦误期，就要斩首。
古代交通不似现代，一遇风雨，很难准点到达，秦律却不考虑这一点，斩你的首没商量。
如果误期了，是不是在半途就斩首呢？不是，是到达以后，由接受官员来验证、执行。
那么在半道上误期了的戍卒，会那么老老实实地跑去送死吗？
这就是法律上的空白了。这个问题，没人过问。法律的设计者们把黔首看成了牛马。在他们看来，既是牛马，让你左，你就不敢右。可是人不是牛马，人有一种意志。
就在这批牛马当中，有一批900人的队伍，被征发后暂时集中驻屯在大泽乡。这支队伍里，有两个意志非凡的人物，一个是陈胜，一个是吴广。
陈胜是阳城（今河南商水）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都是农民。
在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中，有很多伟大人物，都出自农民，这一点我们到今天也不能忽视，尤其不能忽视那些有作为、有抱负的农家子弟。
陈胜和吴广，当时就不是一般的贫民，他们能力很强，双双做到了“屯长”的职务，大概就是临时队长吧。
陈胜这人，素来有大志，曾给人当雇工，帮有钱人家耕田。一次在田间休息时，他想到自己这做牛马的命，怅恨久之，忽然对农友们叹道：“苟富贵，勿相忘！”
能说出这话，前面会有很多的思想铺垫，也许他想到了将来能有良田百亩、仆佣成群等。他的同伴就嘲笑他：“你一个打工的，怎么富贵啊？”
陈胜轻蔑地看看同伴，嗤笑了一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这是一个很着名的段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现实的环境中想一想，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震动。
再说那900名戍卒驻扎在大泽乡，想必是要择日开拔，可是偏偏遇上连日暴雨，走不了路，活活把行期给耽误了，他们恰好就遇到了要不要乖乖去送死的问题。
不送死，也可以，有一条出路是逃亡。可是逃亡的风险也很大，被通缉后也是死路一条。秦的法律之严，是连商鞅本人也跑不掉的，何况人生地不熟的新兵？
人到了绝境，本能地就会想法子求生。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造反，陈胜和吴广这两位屯长商量开了：“如今逃亡也是死，举大计也是死，一样的死，咱们死国可乎？”
“举大计”是指造反，“死国”就是为国而死。陈胜、吴广现在虽是秦朝的黔首，但他们内心仍把自己视为楚国人，反正楚国已亡，闹腾一把，为国殉死，总算是个痛快的死。
陈胜不愧是人中豪杰，平时在田垄上干活时的思考，给他带来了超出一般农民的政治头脑，他对吴广说：“天下苦秦久矣。我听说二世是少子，不应立为太子，当立者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几次劝谏的缘故，始皇帝才让他在外带兵。听说他无罪，就被二世杀掉了。百姓多数只听说他的贤明，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此外项燕是楚国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