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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还有其他的考虑，其一，江浙地区地广人多，宋以后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数百万石漕粮多半来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经的江淮地区连年水灾，所以他要亲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其二，清代标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选择其母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之年首举南巡，以尽孝子之心，而使东南百姓“交颂天家孝德”。（7）此外，江南名胜甲天下，素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生来好动的今上当然要前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尽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记》云：清世侈靡，“（乾隆）南巡实为之导线”。（8）
南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江浙地区是汉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江浙人文荟萃，清朝科举取土，江浙为历科中举之最，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陈世倌为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礼部侍郎沈德潜、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书、巡抚的官员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皆是颇有影响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拢《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此外为吕留良鸣冤的齐周华，《西征随笔》案中的汪景祺、乡试命题案中的查嗣廷也都是浙江人。在皇上心目中，江浙的确是个“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怀柔”的目的，为体现崇文重道，皇上在第一次南巡时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当四库馆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竣工之后，又因“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第六次南巡时令将其一部存放于杭州文澜阁、一部存放于扬州文汇阁、一部存放在镇江文宗阁。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渊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足见他对江浙地区的重视。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召见并选拔一些读书人或中试后并未得到安置者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皇上曾以“海塘得失策”为题考试被召见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抚孙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时挑选出来的。而从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东祭祀先师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谒少昊陵、祭周公庙、祭祀孟子、临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义园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动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9）
不过，南巡还有一个为今人忽视的目标，即它是精心组织的，沿着清初战争的路线，意在通过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方法，提醒南方汉人注意清人的强势武力。（10）南巡的筹备属于“旗人事务”，汉人一般不得参与。它完全按照围猎的规制来安排，行则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活动，停则居住在营帐之中。不但皇帝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马上皇帝，还命令八旗将领不得乘轿，只能骑马。它一路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满族的意识形态，对抗儒家观念，把“内亚”的色彩注入帝国政治。（11）这才是清代南巡的战略目标，它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政治态度。（12）尽管他处处表现了对汉人文化精粹的迷恋和倾心（包括展示皇上个人的学术造诣和才华）。（13）
南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直有着多种的看法，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在“回向三代”暨粮政方面的努力失败以后，希望通过南巡确定一个新的行动目标，（14）正如上谕所说：
朕省方观民，茂求上理。（15）
可惜的是，皇祖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不过，乾隆皇帝的这一目的虽未能实现，却顺势有意无意地把政治的重心作了重大的调整。
2．第一次南巡
乾隆六年七月，皇上奉皇太后至热河避暑山庄，八月至围场狩猎，首次举行“木兰秋狝”典礼，自此揭开了四处巡游的序幕。乾隆八年秋，首次东巡谒陵。乾隆十一年九月，西巡五台礼佛。乾隆十三年三月，东巡曲阜祭孔，并祭少昊、周公，祭东岳泰山。乾隆十五年十月，巡行嵩洛、开封。乾隆十六年，开始南巡。
一般认为，南巡是从乾隆十四年开始筹备。实际上，早在乾隆九年，皇上即钦差亲信大臣讷亲查阅河南、江苏、安徽三省营伍，并验看河工、海塘，便道检查天津、河间赈务。六月，上谕：闻江南、浙江、河南数省预备公馆，供应过于华盛，而江、浙为尤甚，揣摩逢迎无所不至。甚至有言讷亲此行，乃朕将来南巡之意，是以圣祖向曾驻跸胜概，无不整饬，以待讷亲观览，此语更属荒唐。（16）乾隆十三年九月，上谕又说：从前尹继善同安宁在山东地方，商欲奏请南巡。后因南巡有旨暂停，遂尔中止。（17）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内阁奉上谕：江南督抚等以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朕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
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未遑举行。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既询谋佥同，应依议允从所请。
但因明年秋幸五台，经太原，历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春，正皇太后六旬万寿之年。并对南巡时间的确定，向导人员的派出，费用的开支，以及沿途的准备，一并给予指示：
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临，既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
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只扫除清洁，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倾圯，随宜补葺，悉动用官项，且有吉庆所奏淮商愿捐之项可以报销……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当通行晓谕。（18）
南巡一事决定之后，派向导大臣兆惠（正黄旗护军统领）、努三（正蓝旗护军统领），驰驿前往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会同总督、巡抚等共同勘察巡行路线及沿途应设的行营、尖营（中伙），计往返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计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计十七站。共二千七百三十六里，四十五站。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分为九十七站，平均每天行走六十里左右。“所有分派营盘、中伙、道路、桥梁，皆仰体圣意筹画，不扰民间坟茔，不伐树木，不拆毁房屋。路虽稍觉绕道，惟取易于修葺，期于公私有益”。
半年后复派向导大臣再次查看，密将面奉谕旨备细宣示。沿途道路桥梁各项俱应听从民便，不必过于开广，经由街市只须打扫洁净，不可动民房寸椽片瓦。凡有应行修建工程与预备什物，事事委员动支公项撙节办理。
并就于南巡预备事宜的开支报销，（19）御舟、布城和蒙古帐房，沿途安设台站，筹办车辆，随从官兵及需用马匹，（20）需用船只数目，派拨河兵三千名供行舟揽纤，南巡中祀典、礼仪，（21）皇帝出巡的仪杖执事等事宜，作出安排。
南巡中马匹、船只和车辆是必备条件。首次南巡，随行大臣三十二人，侍卫章京官员六百一十一人，拜唐阿兵丁二千五百五十九名。大臣每人给马五匹，侍卫官员每人三匹，护军每人二匹，其余人员每二人给马三匹，共用马六千六百九十匹，这些马匹乃从京师走到江苏宿迁顺河集，大队在此改乘船只，马匹留驻，因此江苏和浙江两省另要各备马四千匹左右，总共动用马计近一万五千匹，御用船只有安福舻一只，翔风艇一只，湖船二只，扑拉船一只，由管理漕粮的仓场衙门监造，装饰极为精美，平时贮存于天津船坞，专供南巡使用。其他人员，大臣每人给船一至二只，侍卫二三人一只，兵丁八九人一只，共用船四百四十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