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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指导思想是扩张性的，而且是狂热的，这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世界中心地区的命运悬而未决。伊朗是其中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家们相信，苏联想要完全控制伊朗，一方面是因为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海军基地以及其处于国际航空网络中心的地理位置。为了让伊朗政府将北部油田的特许开采权交给美国，美国大使保证，假如苏联对该授权协议表示强烈抗议并派出军队进入伊朗，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将为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1946年夏天，伊朗全境爆发罢工，局势升级。德黑兰街头充斥着传播各种谣言和反谣言的小道消息，伊朗的未来岌岌可危。尽管英国拼命要保护它的资产，但是它痛苦地意识到它对一些关键的事务已经无能为力。情报机关沮丧地指出，苏联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报告还描述了详细的侵略计划，其中包括了关于强大的、作为进攻核心力量的苏联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的资料。据该报告还称，苏联总参谋部对占领摩苏尔信心十足，并且准备在伊朗国王被推翻后组建一个“伊朗人民政府”。英国人判断，旧政权的领导层将被贴上“卖国贼和通敌者”的标签并遭到清算。苏联伞兵已经准备好被投放到德黑兰附近，并发起速战速决的攻击。
华盛顿感到了切实的威胁。1942年12月，首批2万人的部队抵达波斯湾的霍拉姆沙赫尔港（Khoramshahr），帮助伊朗改进交通体系。自那以后，美国人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伊朗的局势。为了监督后勤工作，美国人还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营地，后来成为美军在波斯湾的指挥总部。英国和苏联也把首要目标放在了伊朗，因此双方在避免战争的同时，都在不断地削弱这个国家。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伊朗正在处于被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被派到伊朗去支援和监督战争期间补给线的美国人首次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差异。克拉伦斯？里德雷（Clarence Ridley）少将发现，伊朗军队训练不足、物资短缺，基本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如果要抵御恶邻们的进攻，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培养新一代的军官以及购买优良的装备。这对新任伊朗国王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正渴望在伊朗现代化的道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他的预算顾问（美国人）坦白地告诉他，问题在于伊朗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打造出一支军队。他被告知，如果将资金用于军事开支，那就“就几乎没有钱可以投入农业、教育和公共医疗了”。
斯大林的姿态和行动让美国人感到严重不安，而准备不足、组织涣散、力量薄弱的伊朗人又似乎没有什么机会能把苏联人赶走。一些听过斯大林演讲的人确信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檄文”。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亲眼目睹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1946年初对即将出现的全球竞争提出警告。他写道：“苏联对待世界事务神经质般的做法，是出于俄罗斯人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认为，苏联人对直接与美国展开竞争表现得非常狂热，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我们国内的稳定，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让我们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伊朗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将它推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前线。美国按照既定计划给予该国援助。1949年，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开始用波斯语向当地人广播。在第一档节目中，杜鲁门总统就以“伊朗与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友谊纽带”为题发表了评论，并承诺帮助伊朗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繁荣和平的世界”。随着一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伊朗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国务院的一份简报指出，趁伊朗经济衰退“还没有到糟糕的地步”，应该立即给予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该国将有“经济彻底崩溃并很快加入苏联阵营”的危险。杜鲁门本人也完全同意，他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苏联将进入伊朗，然后掌管整个中东。”
广播节目的内容开始越来越尖锐，伊朗人被告知：“自由国家必须团结一致”“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自由世界的力量”正不断加强。此外还有一些强调苏联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报道：“共产党头目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压制人类的自由。”甚至还宣称：“苏联教师把家安在废弃的、不能再运牲口的货车车厢里”，缺少取暖和基本的医疗设施，以及清洁的用水。
援助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伊朗，在三年里差不多翻了5倍，从1950年的1180万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5250万美元。援助的目标是促进伊朗的经济发展，稳定伊朗的政治文化并奠定其改革的基础，同时也为伊朗的自我防卫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这是美国在中东打造附属国的开端。
美国人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部分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英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扶植这些中东政权，部分是因为需要对苏联的扩张作出反应。然而，这些都不是美国密切关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重要会议上，无论是温斯顿？丘吉尔还是罗斯福总统，都觉得与国王见面是件麻烦事。换句话说，这二位都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同样地，在第二年，因为其重要性有限，美国将沙特阿拉伯拒之门外。“那里对我们来说有点儿远。”罗斯福轻易地回绝了该国的经济援助请求。他还说，沙特最好还是去求助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但在战争结束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对于美国外交事务来说”，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国都重要”——原因就在于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礼（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马州学习了地质学，然后在美国石油业中赚到了第一桶金。战争期间，他来到中东对该地区现有的油田进行评估，对该地区的长期资源潜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见，同时将其与墨西哥湾、委内瑞拉和美国本土的资源进行比较。尽管是保守估计而且附有说明，他的报告仍然令人震惊：“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正在从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转移，而且这一转移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后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更为坦率：“这一地区的石油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得到的最大馈赠。”
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非常嫉妒在中东地区前景光明的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告诉丘吉尔：美国人应该被告知离开中东，并且尊重英国业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们在战后保留下来的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拒绝同美国人分享我们这些剩下的资产”。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同样言辞强烈，他对试图回避他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感到非常生气。英国政策制订者们对未来感到担忧：“美国意图夺取我们在中东的石油资产。”连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道：“我对协商的进展表示担心。您知道，我只希望这不会影响贵我两国之间的公平。”
于是，英国和美国就如何瓜分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区取得了共识。哈利法克斯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解决了这一问题：“波斯的石油是英国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则由两国共同分享。”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以及盟国领导人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马上达成的那些协议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两份。
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国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石油价格在1945年至1948年间涨了一倍。而在此期间，美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机动车厂家的销售额涨了七倍。最初，美国对这一局面的反应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并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国家一定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议石油特许开采权的授权条件，并且是以体面的方式而非强迫威逼。
实行油田国有化的传言和威胁甚嚣尘上，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国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慷慨的、具有竞争性的新待遇。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