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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那里的警察自3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对犹太及非犹太外国人进行秘密登记，驱逐犹太人的过程只不过是在已经交给德国占领者的索引卡片里快速查找，然后派出警卫把犹太家庭运到东方的集中营（大部分都位于波兰）。作为纳粹反犹主义制度化的一部分，其他被占领国家同样开展了犹太人登记工作，这使得驱逐那些被判定为多余的人变得更加容易。
当对入侵结果的希望破灭后，纳粹精英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德国的问题。在1941年5月2日柏林会议召开后不到8个月，德国人又在柏林树木繁茂的郊区万湖（Wannsee）召开了另外一次会议，再一次涉及难以具体估算的数百万死亡人数。在1942年1月20日那个多雾的清晨，与会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屠杀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应对措施，种族灭绝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不久之后，反击德国的步伐开始加快，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坦克、飞机、军备和物资被大量运往莫斯科。从波斯湾的阿巴丹、巴士拉、布什尔等港口向内陆进发，取道阿拉克（Arak）和库姆（Qom），直抵内陆的德黑兰，并最终翻越高加索进入苏联——这便构成了所谓的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交流贸易网络。同时，一条穿越俄罗斯远东地区到达中亚的通道也被开辟出来。
俄罗斯与英国旧有的商业联系被再次激活。不过，运送物资和资源到摩尔曼斯克及俄罗斯北部的北极航线在18世纪至19世纪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要面对经常出没于挪威北海沿岸的德国潜艇以及提尔皮茨号（Tirpitz）和俾斯麦号（Bismarck）这样的战列舰，因此需要极大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很多时候，能够返回的船只连一半都不到，而且许多服务于这一航线的船员在战争胜利数十年后都没有因他们的贡献和勇气而受到表彰。
随着德国被赶出世界的中心地带，局势开始出现缓慢却坚定的逆转。希特勒的孤注一掷曾一度看上去将收获奇效：在征服欧洲之后，他的部队出现在伏尔加河岸边，眼看就要从南北两个方向成功地打通中亚。然而，当德军被无情、强制地赶回柏林后，这些成功一个接一个地烟消云散。
当希特勒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他突然陷入了绝望。一份机密的英国报告显示，尽管在东线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德国元首在1942年4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却流露出清晰的疑虑和宿命论倾向，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他的救世主情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希特勒是个不可理喻的冒险家、一个上瘾的赌徒。不过，他的运气很快就要用光了。
局势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年夏天。隆美尔在阿拉曼（El Alamein）受阻，这打乱了穆罕默德？阿尔？胡塞尼（Mu？ammad al…？usaynī）的计划，后者曾经让开罗的居民为犹太定居者准备好屋子和厂房，并由派到当地的、狂热的德国官员改建成毒气室，这样就可以将当地的犹太人统统消灭了。
美国的参战同样起到了作用。震惊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美国人在两个月内就迅速地做好了战争准备。到了1942年年中，在中途岛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得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同时，从第二年年初起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及之后欧洲其他地区的大规模军力部署，也保证了欧洲战局的扭转。
不久，斯大林格勒的战况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春，希特勒批准了一项代号为“蓝色行动”（Operation Blue）的计划，命令德军从俄罗斯南部出发攻占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这些油田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战争规划的核心。正如将军们和希特勒本人所意识到的，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大胆进攻，而且很可能会左右最终的胜利天平。“如果我得不到迈科普（Maikop）和格罗兹尼（Grozny）的石油，”德国元首说道，“那么我将结束这场战争。”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只是一座拥有一个极富威望名字的工业中心城市，德国人是不会花大力气去占领的。事实上，它的关键价值体现在其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战略位置：迫使斯大林格勒中立化，对于保护德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然而到了1942年秋天，局面已经十分糟糕。德军的攻势放缓，而且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兵力、弹药以及日益宝贵的燃料（这些资源都让柏林难以负担）被大量地消耗在了斯大林格勒。更糟的是，德军的注意力已经渐渐偏离了本次行动的首要战略目标：石油。希特勒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如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都明白攻势变缓将意味着什么：德军必须在“10月底俄罗斯寒冬到来之前结束战斗，否则我们将永远地失去它”。
尽管关于如何消灭东西两线的德军，以及如何在钳形攻势中相互配合并在柏林会师等事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在1942年底，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提出建立新同盟的想法，并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当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1943年的德黑兰、1945年春的雅尔塔以及几个月后的波茨坦会面时，欧洲显然已经被又一次的大规模对抗耗尽、榨干。
虽然英国人很清楚，他们的旧帝国必然会终结，但还是希望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面对这一道德崩坏的世界，眼下的问题是怎样作出最不坏的决定，哪怕不能被有效执行。1944年10月，结束莫斯科访问的丘吉尔“振作而坚定地”回到英国，他对斯大林说：“感谢俄罗斯人久负盛名的殷切招待。”访问备忘录中记录了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第三钢琴协奏曲的表演、一些购物的机会，以及在会议中达成的许多结论。有关战后欧洲的讨论没有被记录下来，这部分在正式的报告中被删掉了。
英国下议院曾在1939年发誓要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如今却食言了。温斯顿？丘吉尔看准了一个“恰当的交易时机”，用一支蓝笔在地图上把该国的三分之一划入德国，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给了苏联，波兰的边界就这样被粗暴地调整了。他还建议按一定比例瓜分中东欧的其他国家：为了照顾苏联的影响力，罗马尼亚的90％归苏联，10％归英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是对半开。丘吉尔也意识到，这种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做法会被认为是“过于自私”。不过要想取悦斯大林，就必须付出代价：牺牲半个欧洲大陆的自由。丘吉尔对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让我们把文件烧掉吧。”斯大林回答道：“不，你留着它。”
当丘吉尔认清现实时，为时已晚。在他1946年发表于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的、警告铁幕已经降临欧洲的著名演说中，他说道：“所有中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现在都已落入苏联势力的影响之下。幸存的只有维也纳和半个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阻止暴行在欧洲肆虐，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铁幕落下。
于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被劈为两半。欧洲西半部在战争中表现英勇，他们在之后的数十年内仍然为自己打败纳粹恶魔的成就而感到欣慰，但却无人反思自身在一开始所扮演的角色。在安排战后的新世界时，他们也无法过多地替另一半被放弃的欧洲大陆着想。击败德国带来了长期的厌战心理，并且导致了英法两国的经济萧条，以及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崩溃。伴随着这些混乱的，还有对可能导致大范围核武器研发的军备竞赛甚至直接对抗的恐惧。苏联在欧洲的军队数量是其他国家的四倍，特别是在坦克部署方面，优势更为明显。人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在德国投降之后有可能爆发进一步的冲突。因此，丘吉尔认为希特勒的投降仅仅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而非最终胜利，并下令制订一个应急方案。虽然该方案被命名为“不可思议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但在英国计划制订者的脑袋里，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突发局势却早已料到。
德国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局面，使人们不得不为突发事件作准备。斯大林的态度愈发强硬，这无疑是出于被希特勒背叛后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联盟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苏联不得不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来抵御德国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生死战中。在莫斯科看来，必须建立一个由附属国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