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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918年夏天，英国上将莱昂内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从波斯西北部向里海进军。同时其他高级军官被派往监视高加索地区，以确保土耳其人不会占据控制阿塞拜疆的油田、里海以南地区或通向阿富汗边境的中亚铁路。这是典型的伸手过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巴库，在放邓斯特维尔一条生路之前将他围困了六个星期。当地人在该城投降之后实施了报复性的血腥屠杀。
恐慌之情包围着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的官员们，他们极力请求向中亚派出情报人员，以监视土耳其复兴及俄罗斯动荡的后续发展。撒马尔罕地区、费尔干纳谷地和塔什干的暴动和游行示威，为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全境爆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初，国务大臣在给印度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写道：“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倒台，以及俄国军队的瓦解，所有对土耳其斯坦当地居民的有效统治都消失了。”
出于对这一地区高涨的穆斯林反英情绪的担忧，英国政府派出使节监督局势的进展并且着手开展亲英宣传工作。英国向喀什和麦什德派出官员以了解当地居民的心态，但对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干派遣武装部队，或者是否推进更加不切实际的计划——例如怂恿阿富汗的埃米尔向西扩张，并占据从穆尔加布（Murghab）河谷到梅尔夫一带的地区——的讨论都举棋不定。俄国革命之后，随着自我表达甚至是民族自决的呼声越来越大，整个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萌发了新思想、新认同和新渴望。
当那些夺取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发现他们的国际革命梦想在欧洲受到了挫折时，他们将注意力投向了亚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到东方的革命事业中来。“当前局势下，在印度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要先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终进入巴黎和伦敦。”
来自“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连同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劳苦大众，被召集参加了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托洛茨基的发言毫不隐讳。他告诉听众：“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点燃反对西方的圣战之火”，时机一到，“我们要教育东方的民众憎恨富人、反抗富人”。这意味着反抗富有的“俄罗斯人、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从打倒英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人民圣战”。换句话说，东西方最后对决的时刻到了。
这种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现场的欢呼声，一些人还开始采取行动，如《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伊斯兰民族》的作者、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马拉卡图拉（Mu？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亚洲的穆斯林地区极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报纸、大学和军校纷纷在中亚成立，使得当地民众更为激进。
苏维埃政权展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他们愿意同任何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人妥协。例如，在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试图疏远英国并对开伯尔（Khyber）西部的驻印英军发起攻击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毫无顾虑地向他传达了善意。尽管这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高兴他们能在东方找到一个盟友，并向后者提出了援助建议，宣称将东方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任务之一。当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国王彻底放心。
俄罗斯人大胆的投机行为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报》刊登文章《布尔什维克威胁印度：阿富汗是跳板》。于是英军开始向北移动进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尔斯？卡瓦纳赫（Charles Kavanagh）的年轻下士，最近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里面生动地描绘了他所见到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来西方军队在同一地区的经历。他写道，叛军的伏击和进攻是家常便饭；阿富汗男人经常装扮成妇女，这样他们的脸和来复枪就可以藏在长袍里了。卡瓦纳赫还写道：“不要和你不认识的当地人握手，他们会用左手抓住你，然后用右手捅你一刀。”
人们对于一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未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看法。一方面，民族自决的冲动开始出现，并多多少少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拥护。列宁宣称：“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安排你们的命运，没有任何障碍。要知道，你们的权利和所有俄罗斯人的权利一样，都受到革命的竭力保护。”后来，这还引申出了男女平等的进步观点：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这比英国还要早。1920年，一份张贴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街头的海报，描绘了一位妇女向她面前四位戴着面纱的妇女呼吁穆斯林女性的解放：“女人们！投苏维埃一票！”
这种早期的后革命时代进步主义，同当时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立场以及他们为维护国家利益控制财产和资源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英国人更加积极活跃了，因为他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障对石油供应的控制。他们在这些地区驻军，并以符合自身需要的方式来重新布局。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例，他们在这里缔造了一个名叫伊拉克的新国家。这是一个由三个前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组成的大杂烩，它们的历史、宗教和地貌没有任何共同点：巴士拉港面向东南的印度和波斯湾，巴格达和波斯关系密切，而摩苏尔则更偏向土耳其和叙利亚。除了伦敦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合并感到满意。
这是一个傀儡国家。英国人将麦加谢里夫的继任者、昔日的盟友费萨尔（Faisal）扶上宝座，作为他在一战中与英国合作的奖赏，以及对他被赶出叙利亚的同情和补偿（他最初得到的许诺是叙利亚的王位）。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英国没有其他的合适人选。英国人认为，通过一些诸如换防仪式、新国旗（由格特鲁德？贝尔设计）以及承认伊拉克国家主权的条约——但是伊拉克国王及其政府在“所有重要事务上”要听从英国的安排，包括外交和国防——等新的象征性手段，能够掩盖费萨尔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而当地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什叶派这一事实。不久之后，英国人还取得了任命该国司法官员的权力，并通过安插财务顾问以左右该国的经济。从财政角度看，对于面临着战时欠下巨额债务的英国政府来说，这种假手于人的帝国统治方式要比完全的殖民占领更为省钱省力。当然，这也会削弱政治影响力：在1920年中，有两千多名英国士兵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暴动和内乱中丧生。
英国在波斯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19年，一纸条约使得英国可以派出顾问干涉波斯的财政和军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这些举动在波斯等地遭到了抵制。鉴于英国控股了英波石油公司，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也认为英国在波斯的影响力已经过于强大。英国人凭借贿赂（或“佣金”）使条约通过的做法，也在波斯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尤其是针对国王本人。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写道：“真主将谴责这一永久的耻辱/他背弃了萨珊的土地。”他还提到了波斯久远而光荣的过去：“告诉热忱的‘长手’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敌人侵吞了你的王国/将其并入英格兰。”这些批评者后来都被关进了监狱。
缺乏经验的苏联（Soviet Union）外交人民委员同样对此表示愤慨：英国人“正在试图往波斯人民的脖子上套上奴役的枷锁”。他在一份声明中宣称，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将“你们卖给英国强盗”的行径是非常无耻的。巴黎的反应有些许不同。法国人对石油之战毫无准备，而且包围摩苏尔似乎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顾问能够在德黑兰占有一席之地，以进一步争取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寇松勋爵对此毫不理会，每当被问及是否会批准任命法国顾问时，他都难以压制自己的怒气。他告诉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全靠着英国的援助，波斯才免于彻底的破产”，法国不应该打这里的主意。
法国人对此愤愤不平。波斯的报纸收到了用于反英宣传的资金，同时法国本土的媒体也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