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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内外的机会主义者开始抓住奥斯曼帝国虚弱的时机，攫取一些边远省份，比如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入侵，以及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崩溃边缘垂死挣扎，欧洲列强的野心日益膨胀、冲突日益升级。德国人开始认真考虑向东扩张的问题，希望通过建立被保护国来打造“德国的东方”（German Orient）。尽管这听起来像是扩张主义，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态度也日益强硬，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防守手段。同英国一样，德国也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对德国而言，他们必须阻止俄罗斯人占据奥斯曼帝国这一风中残烛中最好的部分；而对俄国来说，占领土耳其意味着夙愿的实现以及未来长久的安全保障，其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威胁，不过是某种掩人耳目的说辞。尽管当代历史学家一再谈及前者遏制后者的愿望，但是遍及欧洲的竞争却是交错多面的。实际情况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现出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简单对抗要复杂得多。到了1918年，开支不断上涨的海军竞赛、幕后叫嚣战争的激进情绪，以及试图在欧洲大陆挑起争端的德国皇帝及其将军们的盲目杀戮，掩盖了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
历史的真相完全不同。尽管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遇刺导致了一连串的误解、争论、最后通牒以及根本不可能恢复的混乱秩序，但是真正让战争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却是数千英里之外的局势变化。俄罗斯不断增长的野心给英国在波斯、中亚和远东的海外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协约联盟陷入僵局。一系列互相承诺的条约，只是英国人用来阻止俄罗斯人更进一步的手段，它们首要目的是困住俄罗斯这个竞争者，以保护英国数世纪以来打造的令人眼红的阵地。
不过，尽管风暴正在酝酿，但是在1914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看不到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亚瑟？尼科尔森在5月写道：“自从我到外务部任职以来，还未见过局势如此平静。”人们有理由指望这是个好年份：美国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们在1月份庆祝他们的工资翻番，这要归功于销售提升和刺激产量增加的创新举措；医生们正在潜心分析首次成功间接输血的重要意义，这一成果是由一位比利时人对柠檬酸钠的开创性使用所带来的；在圣彼得堡，让大多数人在初夏时分担心的是森林火灾，它的黑色浓烟将让阴沉的夏季天空变得更加压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北部菲尔特市（Fürth）的居民正在狂欢，他们的球队在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中，凭借加时赛的一个金球击败了夺冠呼声很高的莱比锡足球队（VfB Leipzig），首次赢得了全国冠军，这使得球队的教练、英国人威廉？汤利（William Townley）成了英雄；在英国，诗人艾丽斯？梅内尔（Alice Meynell）眼中的大自然善解人意——1914年的初夏有如田园诗一般，丰收在望，每月都能见到“天堂般的喜悦”，因为“收获如同丝绸一般撒向田野”。
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厄运的来临以及即将与德国爆发的对抗。牛津大学的学者们正在准备歌颂德国人的文化与才智。考试院（Examination Schools）里悬挂着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大幅画像，这是这位德国统治者在获得民法荣誉博士学位后赠送给牛津大学的礼物。即便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到一个月的1914年6月底，这座城市里的重要人物还聚集在一起，出席一位杰出的德国人被授予荣誉学位的仪式。在掌声中，身穿五颜六色礼袍进入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人有：克森？科堡？哥达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以及当时还寂寂无闻的罗马法专家路德维希？米太伊斯（Ludwig Mitteis），而荣誉博士学位则被授予了符腾堡公爵（Duke of Württemberg）和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大公（Prince Lichnowsky）。
三天后，一名还不满20岁的理想主义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用手枪向行驶在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辆汽车连开两枪。第一枪没有射中目标，而是打中了汽车后排坐在丈夫身边的索菲亚王妃（Archduchess Sophie）的腹部，造成了致命的伤口。第二枪命中了目标：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世界从此改变。
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之后几周的“七月危机”（July crisis）、被错失的和平机会，或者是当时人们对战争爆发的担心和猜测上。近来的学术研究强调，将世界拖入战争的并非强烈的敌意，而是焦虑和误解。那是噩梦般的场景。一位一流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指出：“1914年的主角是视而不见的梦游者，他们沉迷在梦境里，看不到他们所制造的恐怖的现实。”当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时，已经太迟了。
刺杀发生后，对俄罗斯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在德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对这个东方邻国普遍的不安心理。德皇不断地被他的将军们告知，随着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它所带来的威胁也会越来越大。圣彼得堡对德国的判断也是如此，高级官员们达成了共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发生得越早越好。法国人也很紧张，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能够采取的最佳措施是竭力使圣彼得堡和伦敦保持克制，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支持俄罗斯人…
英国决策层所担心的是依旧是俄国。事实上，外务部在1914年初就已经开始讨论与德国再次结盟以遏制俄国的策略了。当僵局演变成危机，外交官、军官和政治家们试图弄明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7月底，外交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erk）在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中焦虑地建议，英国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迁就俄国。他说道，否则我们的“帝国将面临灭顶之灾”。
尽管一些人企图给这种危言耸听的判断泼冷水，但是不久前，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刚刚警告说，俄罗斯太强大了，“我们必须留住她的友谊，几乎可以不计代价”；现在他又发来意思更加明确的电报，他说，不列颠的地位岌岌可危，英国不得不在支持俄罗斯和“放弃她的友谊”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现在舍弃她，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与俄罗斯在亚洲的友好合作”将不复存在。
没有第三条路可选。正如俄国外交大臣在7月底时所明确表示的：尽管他在不到两周之前曾经保证，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目标，也不会采用武力夺取任何东西”，但前提是盟友们必须在决断时刻站在俄罗斯一边。他警告说，如果不列颠现在保持中立，“就等同于自杀”。这是对英国在波斯甚至是整个亚洲利益的毫不掩饰的威胁。
随着“七月危机”不断升级，英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和会、调停和保卫比利时的主权。但是木已成舟，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的决定。这是两个伪装成盟友的对手，尽管两国并没有试图疏远或激怒对方，但是命运的钟摆已经从伦敦荡到了圣彼得堡。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消息灵通的职业外交官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段日子里他经常失眠，祈求上帝的保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天，战争的齿轮已经就位，他坐在星空下的台阶上对他的秘书说：“未来属于俄罗斯。”
1914年时，这一未来到底会涉及到什么尚不清楚。俄罗斯的强大很具欺骗性，因为它仍然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初级阶段。由于顽固保守的当权派对改革呼声视而不见，1905年的一次恐慌几乎使这个国家爆发彻底的革命。俄罗斯对外国资本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资金几乎占了1890年至1914年间新增投资的一半，而这些投资都建立在和平和局势稳定的基础上。
大规模的转型需要时间，并且伴随着痛楚。如果俄罗斯保持冷静并且选择一种对抗性不那么强烈的方式来支持它的塞尔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