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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在研究弹道抛物线、解决偏离问题、提高炮弹的精准度。这些出色的科学家使战争武器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可靠。在启蒙时代，军事与科技一道齐头并进。
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不存在侵略行为。各个大陆的无数证据显示，任何征服行动都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伤。但是在亚洲和北非的大规模扩张的年代，比如伊斯兰教刚崛起的那几十年以及蒙古人征服的那些年，人们看到的大多是长时期的稳定、和平和繁荣。相比之下，欧洲人发动战争的频率和节奏就与其他地区不同：一方刚被平息，另一方争端又起。竞争是残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名著《利维坦》（Leviathan）算是准确地道出了西方崛起的真相：人的天性本就处于一种亢奋不止的暴力状态。当然，只有一个欧洲作家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只有欧洲作家得出的结论才会被认为是对的。
对军事战争的渴望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金融业。欧洲政府急需资金来创建军队，于是就出现了借贷市场，使政府可以用将来的税收收入作为抵押来筹集资金。通过参与这一关于未来的赌博，投资者们可以获取可观的利润、高贵的头衔以及其他社会利益，因为这些投资政府债券的人自然会被视为爱国者。可见，借钱给国家不仅可以提升地位，更有可能发家致富。就这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发展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特别是在国债以及日益复杂的股票市场上市方面。
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北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近期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00年间，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人口几乎多了一倍。增长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更为明显，有的城市的人口几乎多了三倍。这一现象在低地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多达半数的居民都想移居其他城市。拥有更多城镇中心的国家自然比那些乡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更具优势。在城镇收税更加省时省力，尤其是那里的贸易效率比乡村高得多。人口密集地区还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收入渠道以及更低的放贷风险。相比其他商业和政治竞争对手，英格兰和荷兰可以以更低的汇率借到更多的钱。所以，想要通过金融手段获得财富，光靠聪明可不够，还要选对地点，比如伦敦和阿姆斯特丹。
这一变化敲响了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命运的丧钟。随着新航道的开辟，无法将商品直接卖给最富顾客的意大利城邦本就已经处于下风，如今，这些长期分裂、结怨颇深的城邦根本敌不过将资源聚合在一起的其他城市。扩张行动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以至于一半以上的政府收入都被用于偿还国债。邻邦之间纠缠不清，总是想着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上全面压倒对方，如此势必付出高昂的代价。于是，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是曾经称霸东欧和南欧长达数世纪的旧欧洲，但如今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是西北部的新欧洲，正在蓬勃发展。
有些人早已见到了不祥之兆。早在1600年，不列颠驻威尼斯大使就写道：“就贸易而言，这里的衰落已相当明显，不出二十年，此城将完全崩溃。”威尼斯曾称霸于东方贸易，但如今却毫无竞争力；曾经有无数艘千吨级的大船来回运载货物，但如今却连“一艘都看不见”。没过多久，该城就开始重塑自己，从商业中心变成了一个供人享乐的淫逸之都。尽管政府试图禁止人们穿金戴银、禁止浮华聚会以及寻乐场所，但该城的重塑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它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失去国际贸易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之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成为了新富们旅行观光的站点。尽管“壮游”这种说法直到1670年才出现，但是人们对这些地区的远游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到意大利旅行被视作是购买顶级古董和高档艺术品的难得机会，甚至因为访客的剧增，它们的价格也出现了飞涨。这的确是一种成年礼，不仅仅是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更是文化上的蜕变：南欧的果实正渐渐被欧洲北部所吞噬。随着欧洲大陆中心的改变，古代的珍珠和同时代的文化都会随之转移。古代世界最著名的雕塑中有三座分别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剑桥的费兹威廉（Fitzwilliam）博物馆和牛津的阿什摩林（Ashmolean）博物馆，都是由富有且懂文化的旅行者购来的。
他们还带回了建筑、纪念碑和雕塑方面的设计理念。很快，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就引进了诗歌、艺术、音乐、园艺、医药和古典时期的科学，并开始按照过往的荣耀来塑造今日的辉煌。罗马人不禁目瞪口呆，一些来自帝国偏远外省的小地主和小官员竟然在用古罗马英雄（甚至是皇帝）的形象来为自己造半身像。不过很快罗马人便会发现，他们的“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即将统治世界。
第十四章
帝国之路
权力向欧洲北部的转移让一些国家失去了竞争力。例如在奥斯曼帝国，人口多于一万的城市数量在1500年至180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农业产量也未获得提升，因为无须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这些都意味着经济的停滞不前。此外，国家的税收也出现了不足，部分归咎于包税制（tax farming）的实行，这种制度能鼓励个人快速赚钱，而代价则是国家长期收入的短缺。
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确实是手段高超的管理者，善于集中资源、分置人口，以确保粮食和供应能够到达最需要的地方。这一运作有效、流畅的管理体系，帮助帝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能力吞并更多的土地。然而，随着扩张的脚步放缓，这一体系的脆弱性显现了出来：奥斯曼帝国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需要同时应付来自西方欧洲以及东方萨法维波斯的军事行动。另外，气候变化也给奥斯曼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与西欧沿着不同轨迹发展的穆斯林社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基督教社会相比，伊斯兰社会的财富分配通常更为平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兰经》中对遗产的详细规定。包括在妇女继承权的问题上，《古兰经》也明确规定了她们可以并且应该得到父亲和丈夫的遗产。穆斯林女性能够期望的东西确实要比欧洲女性多得多，但是这种做法无法使大量财富长期留存在同一个家庭中。这虽然意味着贫富差距永远会不像欧洲那样严重，因为财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新分配和再次流通，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有关遗产的教义和规定，各个家庭很难通过连续几代人来累积资本，因为遗产在继承过程中被不断地平均分配；而在欧洲，长子继承制意味着资源将集中于一个儿子之手，这为积累大量财富铺平了道路。
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欧洲西北部——从未有过的繁荣，令一些人感到担忧。低地国家加尔文教派的教士就认为，金钱是万恶的根源，会让人沉迷于奢侈品。在英格兰也有类似的观点，托马斯？孟（Thomas Mun）是17世纪初的一位评论家，他愤怒地指出人们“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享乐”，并警告说，物质财富将导致知识上的贫瘠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大麻风病”。
当然，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地租的上涨对地主是件好事，但对佃户来说就不太妙了；更开放的市场意味着国内羊毛、纺织品和其他行业面临更多竞争带来的价格压力。经济和社会的剧变还导致了道德标准的降低，让一些人动起了歪脑筋。越来越多的保守人士断定，是时候去建立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了，一片能奉行简朴生活的、以宗教奉献和精神纯粹为先的乐土，一块能让一切重新开始并且返璞归真的土地。
定居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满于欧洲崛起所带来的变化，反对随之而来的富足生活。他们对那些让世界变得陌生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十分反感：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中国瓷器，与和欧洲人肤色不同的人结婚所导致的身份及种族问题，以及被某位学者称为“第一次性革命”的对待肉体态度的转变。
摆脱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大西洋的那一边。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不是那些已经有人驱使奴隶开拓甘蔗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而是新英格兰的处女地。在这里，移民们能够过上一种理想化的虔敬而淳朴的生活。唯一难对付的是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