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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局势的变化为低地国家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会。西班牙的持续施压导致了该地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而随着人口从北方向南方各省迁移，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等城市承受着某学者所谓的“移民涌入灾”。幸运的是，贸易禁运确保了大量谷物和鲱鱼被囤积，也就意味着食品供应开始变得充足并且价格低廉。尽管房租涨得很快，但大量的移民同样推动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更使一大批试图逃离西班牙人高压统治的资深商人和专业人士走到了一起。
当贸易禁运在1590年被最终解除时，荷兰迅速采取行动，趁着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因卷入欧洲其他战事而应接不暇之机，一举赶走了被派往当地维持秩序的西班牙军队。从军事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荷兰人赢得了展示自己的机会，立马投身到国际贸易当中，寻求和美洲、非洲及亚洲建立真正的贸易联系。
荷兰人在建立自己的贸易渠道时有着明确的商业逻辑。将货物直接进口到荷兰共和国将能免去两重关税：一方面，运往北方的货物无须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港口上缴关税；另一方面，荷兰政府将直接获得进口收入，不必再经伊比利亚人之手，也就是说，靠着低地国家商业繁荣赚来的财富将不会被帝国野心或奢侈花销所浪费。这同时还意味着快速的回报能被用于再次投资，形成高效的资金链，促进资金流动，无论是对个体商人还是新生的共和国都有好处。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收到了可观的回报。1597年，一支前往东方的远征船队凯旋，带回来的货物利润率高达400％。投资商见到如此高额的回报率，纷纷出资相助，于是商业舰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仅1601年一年就有14支远航舰队驶往亚洲，同时每年都有数百艘货船跨越大西洋从阿拉亚半岛（Araya）运回海盐。
这让西班牙人深感愤怒，他们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并实施另一轮的贸易禁运。著名哲学家、大律师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说，这只能使荷兰人更加坚定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在威胁和压力面前后退，还不如尽快投资建立一个贸易网络，以此强化自身军事力量和独立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荷兰成功的关键在于高超的造船技术，特别是浅吃水的船体设计，能让船队在北海和浅港顺利航行。自16世纪50年代起，英格兰人开始建造高速、牢固的舰船，同时荷兰人也在开发更易操控、运载量更大、所需操作人员更少的航船，以便降低航行成本。这些帆船名叫“福禄特”（fluyt），它的出现为商业用船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荷兰人在出航之前做足了准备。与他们的欧洲前辈在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之前的一无所知不同，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样实现目标。一些人像是果阿大主教的秘书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花费了毕生精力考察亚洲的贸易通道、港口、市场和地理情况，著成《航海记》（Itinerario）等作品，为前往东方的人们提供了详尽的指南。
其他资料同样对东方旅行很有帮助。比如说到地图绘制，荷兰在当时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80年代，卢卡斯？扬松？瓦格赫纳（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绘制的地图精准详细，被当时的欧洲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精品。这张地图包含了东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准确、最新、详细的信息，在17世纪初就为当代导航领域确立了标准。
还有一些文献能够说明当时荷兰商人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奇怪词汇和语法。最早的语言学家之一弗莱德里克？德？霍特曼（Fredrik de Houtman）于1603年出版了他的《荷兰马来语词汇语法辞典》，他曾被苏门答腊的苏丹关押在亚齐（Aceh）的监狱中，并从狱卒那里学会了马来语。16世纪前往亚洲的商人们均认真学习这部辞典中所收入的词汇。他们还将一些常用的词汇和短语从荷兰语翻译成马来亚拉姆语（Malayalam）、马来语、比沙鄢语（Bisayan）、他加禄语（Tagalog）、泰米尔语（Tamil）以及其他语言。
荷兰人在17世纪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和勤奋。荷兰人认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兰那样，利用皇家特许权将利益局限于一个小集团中，他们相互勾结，用垄断方式保护自身的地位。相反，荷兰采取的方式是大规模集资，将风险分散到尽可能多的投资人身上。尽管各行省、城市和个体商人之间存在敌对和竞争，但没过多久，这种整合各方资源的手段就被证明是一种最有效、最强力的建立贸易的途径。
1602年，联合行省政府创立了一个单一的亚洲贸易公司，并认为这一定会比每个单独个体的总和更为强大、更具实力。这是一项壮举，不仅缓和了各派之间的冲突，还使许多参与投资者相信，将来的利益不但能得到均衡分配，而且还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pagnie），以及随后不久在美洲成立的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pagnie）的创建过程，均可作为建立世界级跨国企业的教科书。
荷兰人采用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有些人，像是西印度公司的财阀兼创建者威廉？乌塞林克（Willem Usselincx），主张在还没被定居的部分美洲地区上殖民，并且制订了一个明晰的计划。但荷兰人的目标并不是同其他的欧洲对手竞争——比如在果阿那样，葡萄牙人、威尼斯人和德国人为了利益挤破了头——而是要取代他们。
人们首先将目光转向了香料群岛。在那里，孤立无援的葡萄牙人于1605年被荷兰人驱逐而出，而这只是荷兰人控制东印度群岛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随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了基地。巴达维亚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低地国家定居者的一种正式称呼，在今天，这里被称为雅加达（Jakarta）。
为了确保各贸易站点与本土之间的交通路线都能安全畅通，荷兰人动用了军事力量。尽管荷兰人在某些地区（比如澳门和果阿）仍显薄弱，但他们在17世纪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很快，遭到荷兰人包围的不仅是海外的欧洲人，就连欧洲本土各君王的那些战略要地和经济重镇都深受威胁。在控制了马六甲、科伦坡（Colombo）、锡兰和科钦之后，荷兰人又于1669年将马卡萨苏丹国（Macassar，今印度尼西亚）定为了下一个目标。马卡萨是建立亚洲香料贸易垄断的关键之地。攻克之后，荷兰人将它更名为新鹿特丹，接着（像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一样）建造了一座大型堡垒，以此警告对手不要觊觎这些地方。收藏于海牙国家档案馆的一幅地图详细描绘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确立地位后，建立了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
这一商业模式还被用在了其他地区。随着荷兰的黄金贸易以及向美洲运送人口的奴隶贸易的增长，其他对手均被挤出了西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新建的贸易据点，比如位于今天加纳的拿骚堡（Fort Nassau）。葡萄牙人也失去了根基，比如加纳海岸的艾尔米纳（Elmina）就在17世纪中叶落入了荷兰人之手。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也取得了巨大收获，至17世纪40年代，荷兰人已经占据了跨大西洋船运中的主要份额，而且基本控制了整个的蔗糖贸易。
荷兰本土也迎来了转型。那些最初投资远航贸易的人都赚了大钱，新的财富开始让更多的人获益。莱顿（Leiden）和格罗宁根（Groningen）建立了新的大学，在赞助商的慷慨支持下，学者们可以潜心拓展学科研究领域。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财富，于是艺术家和建筑师也开始纷纷涌现。在最繁荣的时期，人们甚至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看到许多从水中建起的豪华建筑，与几个世纪前在威尼斯出现的情形一模一样。阿姆斯特丹的约丹区（Jordaan）是围海造田的成果，凯泽斯赫拉赫特（Keizersgracht）运河上建有房屋，运河周边还有着众多的工程和建筑奇迹。
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始体现在艺术品当中。陶瓷业在哈勒姆（Haarlem）、阿姆斯特丹、特别是代尔夫特（Delft）蓬勃兴起，其工艺、外形、设计和手感都深受东方进口商品的影响。中国瓷器最为抢眼，这种青花瓷在几个世纪前就由波斯湾的陶艺师开发出来，之后流行于中国和奥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