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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货币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公元800年前后，英格兰麦西亚国（Mercia）国王奥法（Offa）（著名的防威尔士人入侵的矮石墙的建设者）就模仿伊斯兰金币的设计来铸造自己国家的钱币：一面印有“奥法王”字样，另一面则是仿制拙劣的阿拉伯文——而这对该国臣民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大量银币窖藏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库尔谷（Cuerdale）中被发现，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中同样收藏着许多铸造于9世纪的阿拔斯钱币。这些货币能抵达不列颠群岛的偏远地带，足见伊斯兰市场的影响之远。
出卖奴隶的收入支撑着9世纪欧洲进口贸易的飞速增长。靠着在大规模人口买卖中赚取的资金，人们对一些紧俏奢侈品——丝绸、香料和药物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从贪婪的人口交易中获利的不仅是维京人，凡尔登（Verdun）商人在买卖阉人过程中也赢得了巨额利润，买家通常是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从事长途贸易的犹太商人同样深深涉足于“少男少女”（包括阉人）的交易——如这一时期的某阿拉伯文献所说。另有其他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将这些“少男少女的奴隶”带出欧洲时，会对男孩子实施去势手术，以符合某种残忍的合格认定程序。
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入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阉，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iqla逼）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aqāli逼。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地区非常活跃。北欧各个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带到马赛（Marseilles）繁忙的奴隶交易市场——通常还会经过鲁昂（Rouen）这样的二级市场，爱尔兰和佛兰德（Flander）奴隶将被在这里卖给第三方。罗马是另一个奴隶贸易的中心（尽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公元776年，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指责有些人将人口像牲畜一样贩卖，居然将男人和女人卖给那些“不值一提的撒拉逊人”。他指出，有些奴隶是自愿卖身上船前往东方的，但“那都是被逼无奈”，近来的饥荒和贫困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好在我们从未干过卖掉基督徒同伴这样令人羞耻的事情，而且上帝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他写道。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隶贸易影响甚广，连人们日常打招呼都和人口买卖有关：在意大利，人们相互打招呼都说“schiavo”，用的还是威尼斯口音，其实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西班牙文的“Ciao”的原意并非“你好”，而是在说“我是你的奴隶”。
然而有人认为，基督徒被抓并被卖给穆斯林当奴隶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西北部不来梅城（Bremen）的主教林伯特（Rimbert）就持这种看法。他曾在9世纪末远游到海泽比（Hedeby，位于今德国和丹麦的边界）市场，赎回那些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对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奴隶自然不屑一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对贩卖奴隶毫无愧疚之心的人贩子中，有一群居住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北岸荒芜的潟湖岛礁上，他们靠着奴隶贸易和他人苦难积攒起来的财富，将为日后华丽转身为中世纪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础——这个地方，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着从大规模的东方贸易中获得的巨额收益，摇身一变成了一座点缀着精美教堂和奢华宫殿的富丽都市。今日的威尼斯是古代辉煌成就的缩影，但让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却发端于无情的人口贩卖。早在8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威尼斯刚刚成为定居地的黎明时期，当地商人们就已参与到奴隶交易当中——尽管当时交易量并不大，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收益和利润。他们真正得到收获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大批买卖的协议被签订，威尼斯人同意遵守奴隶贸易中的限制条款，包括归还从意大利其他城市非法运送到威尼斯出售的奴隶。这些协议实际上都是对威尼斯迅速崛起的一种反制，那些受到利益威胁的人企图借此剪去威尼斯逐渐丰满的羽翼。
在短期内，这些限制条款会被想方设法地规避，他们会派一些突袭团伙从波希米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抓捕非基督徒，然后将其出售获利。但从长期看，贸易活动又逐渐恢复了原样。9世纪末的一些协议表明，威尼斯人只是在敷衍那些禁止贩卖自由人的当地统治者。根据某些指控说，威尼斯人经常卖掉从邻邦土地上抓获的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缩小——至少在东欧和中欧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维京罗斯人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长途人口贩卖转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们还开始眼红可萨人在阿铁尔等城镇获得的贸易收益，因为可萨人加大了对过往货物的征税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记载，可萨的经济基础在于它的税收：“可汗的安宁和财富大多归功于海上贸易关税。”其他穆斯林学者也一再提及可萨政权从商业活动中征得的高额税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征收的人头税。
同样引起维京罗斯人注意的，还有各个称臣部落缴纳给可汗的年贡。罗斯人开始逐一征服这些部落，迫使他们向新霸主效忠、进贡。到了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仅要向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贡，而且还被禁止“向可萨进贡，因为没有那个义务”。所有税款都应该交给罗斯国的统治者。爱尔兰也同样如此，在那里，保护费竟逐渐取代了人口掠夺。圣伯丁（St Bertin）的编年史记载说，在遭受连年的袭击后，爱尔兰人同意向罗斯统治者支付年贡，以此来换取和平。
在东方，罗斯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久便引发了他们与可萨人之间的直接冲突。罗斯人先是对里海地区的穆斯林贸易集市发动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袭击，之后开始“疯狂掠夺”，最后可萨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击。公元965年，阿铁尔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毁。“如果还有片叶子留在树枝上，罗斯人也会把它揪下来，”一名作家说，“（可萨）没有留下一颗葡萄或一粒葡萄干。”可萨的败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利润开始以更大的数额流向北欧，正如沿俄罗斯水路发现的大量窖藏钱币所显示的那样。
到了10世纪末期，罗斯人已成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占有从里海、黑海远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一份资料谈到他们繁盛的市场，你能在这里买到“黄金、丝绸、葡萄酒、各种希腊水果、白银、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马匹，还有罗斯人的毛皮、白蜡、蜂蜜和奴隶”。然而，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并非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资源竞争，他们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通常十分紧张。比如，此时期佩切涅格草原半游牧族就成功抓获了一名罗斯的著名领袖人物，他们欢呼雀跃，并将此人的头颅镀上黄金，在庆祝仪式上朝这个战利品举杯共饮。
不过在10世纪，当罗斯人还在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带不断努力时，通往南部的通道却已变得越来越安全，商业、宗教和政治运作也在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过了三百年稳定富足的日子之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繁荣昌盛削弱了中央和边远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地方权贵的相互竞争和摩擦。危机就此爆发：公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