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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集市、宫廷及民众的富裕程度及购买力，都让这座城市充满魅力。繁荣的景象并不局限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开辟出延伸至四面八方的贸易通道，将货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对某些人来说，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某种焦虑。公元9世纪40年代，哈里发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险队，调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墙的情况，传说这堵城墙是万能的神为抵御野蛮人而建的。探险队在一个叫萨拉姆（Sallām）的顾问带领下，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考察，发回了关于城墙现状的报告。他汇报了城墙维护的所有细节：保护城墙可是件大事，一个值得信赖的家族专门负责日常检查，他们每周用锤子敲击城墙两次，每次敲三下并倾听声响，以确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贴在城门上听见蜂巢般的沉闷声音，”一个人汇报说，“那就说明平安无事。”检查的目的是让可能怀着恶意而来的野蛮人知道：城墙有人看管，谁也别想通过。
有关城墙检查的描述如此生动细节，就连某些历史学家都相信这次城墙调查活动是真实存在的，那堵城墙指的也许就是玉门关——从敦煌以西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事实上，关于世界毁灭者来自东方山脉之外的这种想象，源自《新约》《旧约》和《古兰经》的描述。无论萨拉姆是否真的做过探险旅行，边疆以外的威胁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据上风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乱不堪、无法无天、危险异常的图兰（Turan）世界。去过草原地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大量记载，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行为古怪，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略显奇巧，但总体来说比较危险。
当时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兰（Ibn Fa？lān），他曾在10世纪初应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 Bulghār）首领的请求，被派往草原地区解释伊斯兰教义。伊本？法德兰说，该草原部落——他们的领土跨越里海北部伏尔加河（Volga）与卡马河（Kama）交界处——的首领层都已经成为了穆斯林，但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了解尚处于入门阶段。伏尔加保加尔人的首领表示愿意建立一座清真寺并进一步学习穆罕默德的启示，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寻求援助，以对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见闻让伊本？法德兰深感困惑、吃惊和恐惧。游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与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兹（G？？uzz）是伊本？法德兰遇到的第一个部落。“他们住在临时的毡帐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便会重新搭建。”他写道，“他们生活贫困，如同流浪狗。他们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诸理性。”他还说，“他们在大便和小便后并不清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怎么用水，特别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面纱。一天傍晚，法兰德一行和几个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她竟当着我们的面在私处抓痒。我们用手遮住脸，私下念着‘上帝保佑’”。她的丈夫只是对这些外来人的大惊小怪报以大笑。
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无奇不有：有的部落崇拜蛇，其他部落崇拜鱼；还有人崇拜鸟，因为他们相信鹤群的到来能让他们在战争中获胜；有一些人还在脖子上挂一个木制的阴茎，出远门前会亲吻几下，以求好运。巴什基尔部落（Bas？？gird）是臭名昭著的野蛮人，他们以敌人的头颅为战利品并携带着四处炫耀，他们的习俗令人难以接受，包括吃虱子、吃跳蚤。伊本？法德兰曾看见有一个人在衣服上找到一只跳蚤：“用指甲挤死后吞到口中，然后对我说：味道好极了！”
尽管草原上的生活令伊本？法德兰这样的外人难以理解，但游牧民族和坐落在他们南部的定居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伊斯兰教在部落之间的广泛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显得有些反复无常。比如说在古兹部落，人们声称自己信奉穆斯林，也能在恰当场合念出虔诚的祈祷，“以便给同行的穆斯林留下良好的印象”，法德兰说。但他也注意到，这些信仰往往只是流于表面。“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不公，或是遭遇意外，他会仰头向天，念道bir tengri”，也就是说，他祷告的对象不是真主安拉（Allah），而是腾格里（Tengri），即游牧民族的天神。
事实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从未统一，受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其他宗教的影响。各种宗教交杂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观。这种飘忽不定、适应性强的信仰观，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圣者以传教士的身份带来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以苏非派（sufi）著称，他们游荡于草原部落，有时不穿衣服，只戴一副动物的犄角；他们给动物治病，以怪异的行为和喋喋不休的虔诚说教吸引人们的注意。他们似乎在劝说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发挥影响的还不只是苏非派。其他来访者在传播宗教方面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份有关伏尔加保加尔人改教的记录表明，一位过路的穆斯林商人治好了部落首领及其妻子久治不愈的怪症。他们承诺，如果痊愈，他们就信仰他的宗教。商人给他们开药，“然后病好了，他们和所有部落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个典型的皈依案例，即先由首领和他亲近的人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再大规模推广到部落。
为宗教信仰开辟新的领土确实能让地方统治者赢得荣誉，不仅会得到哈里发的赏识，而且在当地也能获得一定的声望。比如说，布哈拉的萨曼王朝（Sāmānid）就曾热衷于推崇伊斯兰教。他们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借鉴佛教寺院的做法，推广伊斯兰教学校，正规教授《古兰经》，同时专注于穆罕默德圣训的研究；为参与者慷慨支付学费，还能确保学员满堂。
不过，干草原绝不是北方荒漠，不是满布蛮人和奇风异俗的边缘地带，也不是穆斯林向非文明人群传播宗教的空旷之地。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景象，但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很讲秩序。不断迁移并非无目的地漫游，而是为了满足畜牧的需要：对于豢养着大批牛羊的他们来说，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场不仅能让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来混乱不堪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草原民族看来都缺一不可。
所有的这些，在10世纪君士坦丁堡编著的文献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该文献记录了黑海北部某部落的生存情况。那里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总共分为8个部落，下边又分成40个居住单位，每个居住单位还有明确划分的行动区域。可见，四处游牧并不意味着部落社会就一定显得混乱无章。
尽管当时有不少钟情于草原部落的作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们所见到的生活习俗深感兴趣，但他们的兴趣同样来自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农产品方面的贡献。游牧民族为定居民族提供着珍贵的服务和产品。在伊本？法德兰的记述中，古兹部落拥有上万匹骏马和十倍以上的羊群。尽管我们不必去追求数字的准确，但游牧民族的运作规模显然不可小觑。
马匹是构成草原经济的关键。众多资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大型部落均有大量的骑兵可以在原野上驰骋。据公元8世纪阿拉伯进攻时摧毁的大型牧场以及黑海北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骨骼判断，当时的马匹养殖已具有商业规模。农耕同样成为草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种植生长，那里已有“许多中耕作物和林木果园”。这一时期克里米亚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小米和黑麦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