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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人们对伊朗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而感到的恐惧，霍梅尼承诺，阿訇和宗教狂热分子不得直接统治国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议。他为未来确立了四条原则：使用伊斯兰律法，清除腐败，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终结外国势力对伊朗事务的干涉。这些并不容易让人们记住，但是这种将不仅是伊朗而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囊括进去的说法，为他赢得了各式各样的支持者。20世纪70年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该国有超过40％的人口都营养不良；不平等的现象随处可见，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的处境几乎毫无改善。霍梅尼称，是时候该由伊朗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他向战士们呼吁：“即使他们向你们开枪并杀死你们”，死了成千上万，但终将证明，“鲜血的力量比刀剑更强大”！
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寄托着美国人太多希望的伊朗国王前往德黑兰机场，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觉得累了，需要休息。”然后最后一次飞离了这个国家。没人知道他能否阻止后续事情的发生。而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反应则更为明确：在这一被卡特总统称作“我的外交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的日子，西德总理施密特（Schmidt）在讨论中东问题时发出“人身攻击”，称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才导致了全球的石油问题”。
美国人还希望作最后的挣扎，事实证明他们醒悟得太晚了。1979年初，华盛顿将美国欧洲司令部总司令罗伯特？哈伊瑟（Robert Huyser）派往德黑兰，以证明美国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并且特别强调，美国的军队将继续力挺该政权。然而没过多久，哈伊瑟就意识到前景的不妙，甚至还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他的亲眼所见足以让他明白，伊朗国王来日无多，霍梅尼不可阻挡。
美国的政策可谓支离破碎。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百依百顺，同时赶走或替换那些拒绝与美国合作的人。这种试图控制亚洲复杂中心地区的政策，最后被证明是场彻彻底底的失败。用当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话说，西方国家“使用了正确的望远镜……但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论现在几乎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转向苏联；印度和莫斯科的关系，也比和华盛顿的更亲密；而只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将随时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在这幅拼图中，伊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然而现在却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说的：“东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国人，在当前则是美国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伊朗国王的倒台加深了华盛顿的恐慌，也增加了莫斯科的希望。对苏联人来说，伊朗的崩溃似乎意味着一个充满机遇的转折点。可笑的是，西方不仅误判了伊朗的局势，还误判了其他地区的局势——如阿富汗。美国驻喀布尔大使曾经在1978年的汇报中说，两国的关系相当好。确实，在乐观的美国人看来，阿富汗的确是个很成功的案例，就像以前的伊朗一样。自50年代以来，当地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更多的学生选择了像医学、法律和科学这样的技术性学科；女性的教育也开始取得成效，获得初等教育的女孩数量大幅增加。
有传言称，1973年上台的达乌德总统其实受雇于美国的中情局，而他推行的激进策略也是美国人一手策划的。尽管这是个无稽之谈，但还是引得华盛顿和莫斯科外交官们进行了大量调查，这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压力是多么的大——这可是它们在亚洲“大博弈”中的最后一局。
在短暂的混乱过后，如何稳定局面成了当务之急。从任何角度看，美国都似乎严重偏离了它的路线。它在伊朗国王身上投下的赌注看来已经是赔光了，不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还有其他的国家正等着美国人去喊价。随着伊朗革命的结束，随着伊拉克倒向苏联，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它的下一步动作，并且最终再次引发了一场灾难。
第二十四章
灾难之路
伊朗革命使得美国在该地区搭建的纸牌屋轰然倒塌。其实，那里早就已经出现不稳定的迹象了。君主政权的腐败、经济萧条、政治瘫痪以及当局暴政，为那些勇敢的批评者提供了太多的把柄，使他们的改革承诺逐渐深入人心。
不少人为伊朗的前途愈发感到紧张、担忧，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正积极密谋着如何利用这一局面。即便在克格勃失去了其在伊朗最重要的外交渠道艾哈迈德？莫哈拉比（Ahmad Mogharebi）将军之后，苏联的活动仍在继续。莫哈拉比因其“关系网遍布伊朗各精英阶层”而被莫斯科誉为“俄罗斯最优秀的代理人”，但他与克格勃上线的会面引起了萨瓦克的怀疑，并在1977年被逮捕。这促使苏联人的活动更加小心翼翼。
在1978年初的瑞士货币市场上，伊朗里亚尔被大量交易，这一反常的现象便是苏联代理人受命资助其伊朗支持者的结果。印刷精美的《纳维德》（Navid）是左翼党派人民党发行的报纸，该报社承认，他们不仅得到了苏联的资助，连这些报纸都是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印刷的。不断向伊朗反对派灌输游击战和马克思主义思想，预示着莫斯科正准备涉足这一君主倒台后权力空缺的国家。苏联人的身影同样出现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他们开始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sad）提供更多的支援，尽管克格勃认为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自大狂”。
另一方面，1978年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发了一份题为“难以置信”的电报给华盛顿，极力主张马上实施应急方案。沙利文认为，美国应在霍梅尼掌权之前尝试与他沟通接触，而不是在他掌权之后。然而这封电报连同沙利文的建议一起，都华盛顿被忽略了。白宫里的主流声音是，美国能够控制局势，继续向伊朗国王提供支持，并同意1979年1月底伊朗首相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pur Bakhtiar）提出的建议：如果霍梅尼回到伊朗，就马上逮捕他。
几天之后，这些想法就被证明是毫无远见的。1979年2月1日，在被迫流亡14年后，霍梅尼再次踏上了德黑兰的土地。人们蜂拥至机场欢迎他的归来，并尾随他来到德黑兰以南12英里的烈士陵园。在那里，还有25万名支持者等候着他。他怒吼道：“我将用拳头击向这个政府！”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他的演讲，并估计大约有500万人随他一同进入了首都。
随着霍梅尼的支持者控制了该国，局势开始急转直下。2月11日，美国关闭了驻伊朗大使馆。沙利文大使在发回美国的电报中说道：“军队投降了，霍梅尼赢了，我正在销毁所有的保密文件。”三天之后，一些敏感资料还没来得及粉碎完，武装人员就已经攻破了美国大使馆的院墙，并很快在霍梅尼副官们的管控下恢复了秩序。2月16日，沙利文大使见到了伊朗新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ahdī Bāzargān），并且告诉他，美国没有兴趣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就正式承认了（伊朗）新政府。经过全民公投，伊朗在4月1日更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年底，人们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新宪法宣布：从今以后，“本国所有的民事、刑事、财务、经济、行政、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必须基于‘伊斯兰的’标准”。
数十年来，美国人在伊朗和伊朗国王身上投下了重注，如今，赌博失败的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革命带来的影响波及全球，导致石油的价格几乎涨了三倍。这给急需石油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面临着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危机带来的恐慌四处蔓延。截至6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