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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我的神明朋友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母亲成了住家附近,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强悍。起得比所有人早——即使冬天,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
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浩浩荡荡而来,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
那个傍晚,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试图拯救,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
事情的最后解决是,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一口气扎入水流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让水鬼也觉得厌弃,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
据母亲说,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她从此不愿意下海。“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从小到大,外婆总对她叹气:“没有个女人的样子,以后怎么养儿抚女、相夫教子。”
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然后赐予她。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于她们都是模糊的。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第一步是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