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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便捧着厚厚的书本回了船舱。王杰希迎着剩下两人惊诧的目光，不动声色地说，“我在法国主修天文学。”
又聊了几句，肖时钦也告别离开了。剩下两个人面对面，王杰希看了看趴在栏杆上的喻文州，说，“我看你面色不好，眼圈发黄，多半是有未竟之事在国内。”
喻文州笑笑，“王兄看人倒是心细如发，只是这竟与未竟，还要看缘分了。”
王杰希抬抬下巴，“谋事在天成事在人。你眼角微挑，高鼻薄唇，生得一副好面相，想必是红颜风流事。”
喻文州想起上船前政府派来的人叼了烟懒洋洋地清点人数，口里念念有词，“王大眼净会给哥添麻烦，好好的北平人不在天津，非得跑到上海来坐船，还有没有人能治治了，老冯行不行啊？”
这位王杰希前辈双眼一大一小，说话又如此不按常理出牌，把那俗语颠了个个来说，大约就是负责人口中那位“北平人非要跑到上海来坐船”的“王大眼”了。
喻文州不无尴尬地摇头，“都是我一厢情愿。”
王杰希拍拍他的肩，“事事都看缘分，还有什么做人的趣味？”
喻文州回了房间，张新杰放下他厚重的医学辞典，又去甲板上做健康操了。他们刚刚相识，这位对时间掌控得近乎刻板的室友让他再次感叹人与人真是不一样。
王杰希方才说的话还在他脑里。这人果然有趣，一边看着他面相指指点点，一边又告诉他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喻文州知道这位前辈放弃了前途大好的国立大学农科学位，一心研究天象，居然还能被挑中国民政府的公派留学生这样的传奇经历，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人与人真是不一样。八岁前他认识的，不是父亲那些穿西装戴金边眼镜的朋友，就是母亲那些饮咖啡看洋画戏的朋友。第一个让他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黄少天。
他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意黄少天的，明明他们不过是两年多的玩伴。
从黄少天站在花生巷口的白兰花树下面等他的时候开始，他就知道有些什么已经不一样了。
那棵白兰花树比他们小时候长得粗了许多，夏天的傍晚刚下过雨，香气混在湿气里飘过来，好像裹了轻纱的梦境。黄少天在路灯下面眨着眼，瞳仁里有条银河。
有一秒钟他想，要是黄少天能一直在这里等他就好了。
或者不需要等到那么靠后的时候。八岁时黄少天给他披上雨衣，拉起他冲进大雨里的一刻，他想说的是什么，现在想来也感触颇多。
夏日里的广州多雨，和黄少天有关的记忆似乎浸润了水汽，从六年前站台上的告别开始，压在胸腔里流淌成汹涌的思念。
十岁那年搬走的是他，黄少天却先一步跳上车离开。他成了那个被留下的人，他知道被留下的滋味。
所以十四岁时他上了火车，没有往站台上看，甚至没有坐靠窗的空位。他不知道黄少天是不是还在那里等他从窗户里向他挥手，是不是会难过，是不是会像当时的他一样，等有人走过来提醒，才愿意回去。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
二十岁的喻文州在去往法国的轮船甲板上望着眼前沉寂的海，漆黑的夜空里暗云层层叠叠，没有月光。
二十岁的黄少天会在哪里，做着什么，会不会也在静谧的深夜里想起过同他牵着手走在条麻石巷里的，八岁的喻文州。
王杰希在巴黎只呆了一年，对大大小小的街巷却是烂熟于心。喻文州提着箱子跟着他后面，心想这的确是个人物。
王杰希告诉他哪里的咖啡好，哪家博物馆的画值得一看，塞纳河北称“右岸”，整个巴黎的繁华全在那边，但不是穷学生能常去的。
后来王杰希早他一年毕了业，眼看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多年，在北平城外虎视眈眈，不少留学生热血沸腾，国内环境凶险交通又极其不便，急得在例会上跟人辩得唾沫横飞。王杰希倒在一边阖了眼，只字不提回国的事，还跟着教授带起去年刚来的孩子，一派心平气和。
他私下里跟喻文州说，“欧洲迟早也不太平，德国佬发了病，意大利人跟屁虫一样在后面，你以为谁能独善其身？活好自己最要紧，留着这条命，你就还是个堂堂的中国人，不然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去做炮灰，有个屁用。”
喻文州佩服他这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心气，可天的确是一日比一日暗了。他常去塞纳河南岸的旧书摊买书，这里没有北平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大，摊主却牛气许多，自己也捧了书坐在小凳子上研读，读到入神处唤三声才有一声应。他想起朱先生游记里的话：巴黎人谁身上大概都长着一两根雅骨。
这几月来书摊的数量越发稀稀落落，他夹着刚买的书去左岸的咖啡座，服务生端来月牙饼，小心地瞥他一眼，便躬身走开。
有些事大约是拦不住的，比如战争，比如爱情。他站在路易十六断了头的广场中间想。
民国二十五年一个还没回温的春天早上，他下楼时被房东叫住，电报机旁边白纸黑字放着的是他母亲的死讯。
慈祥的老太太看他神情变了色，走过来拍拍他的背。
母亲的痨病有好多年了，医生早就说过不会太久。收到政府公派通知的时候，母亲把他叫到病床头说，你阿爸早就说过，不要做别人告诉你该做的事，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他知道东北危险，还是跟着去了……文州，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不让自己懊悔。”
在他记忆里母亲一再都是温婉地笑着对每一个人，这时她嘴唇苍白，眼里却是发亮的，“你以后是升官发财也好，是穷困潦倒也好，如果是你自己选的，就不会后悔。我不想用孝道绑着你，你有你自己想做的事。”
他低下头思索了片刻，回头向房东太太鞠躬道谢，便出门上课去了。
过了几天，他去王杰希的寓所找他。这人在乱世之中居然也混得一口饭吃，给导师做起了助教。
“你他妈的疯了？”王杰希从一堆行星运动轨迹图里抬起头，一大一小两只眼睛盯着他看。旁边的大学生倒了一杯茶，战战兢兢地给他递过去。
“我没疯，”喻文州耸耸肩，又重复了一遍，“我想等毕了业，就去波兰或者奥地利看看。”
王杰希捧起杯子喝了一口，顿了顿又说，“德国佬现在根本不带脑子，你这是自己往刑场跑。”
喻文州抱起双臂，“我想知道，最黑的天能是什么样子。”
王杰希只是摇头，一言不发。
“那也没必要往最大的枪口上撞，”他像是想到了什么，手指敲着桌子，“好好活着，别忘了你在国内那点不知道还在不在的‘缘分’。”
喻文州不说话了。
接到电报他光想着从此自己是孑然一人，完全把黄少天忘在了脑后。
王杰希叹了口气，“虽然不知道到时候形势会不会更糟，现在意大利还能一去。埃塞俄比亚那边眼看就要打赢，我看他们暂时还没胆在欧洲开刀。”
喻文州点点头，“多谢了。”
第二年的年初，他到了佛罗伦司。
把这座城作为旅途的终点，只因它与广州一样，被称作花城。
自从十岁离开，他就在不停地搬家，最长的南京也不过停留了三年多。故乡这个词，在他心里从来都是只属于广州的。
只是要回去又谈何容易。王杰希同他说，中国马上就是主战场，真想活下来，肯定是留在法国的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仗打完再说。
他虽有成事之心，也多少得打量老天给他的客观现状。一张船票在裤袋里捏了半年，终究是不是该上去，他还想再等等。
他在佛罗伦司呆了整整一周。十四世纪那场浩浩荡荡的运动让这里的每一寸地每一块大理石都渗透了对人的敬畏，他仰望着钟楼上灰蒙蒙的天，修女喂过的鸽子振着翅膀飞远了。梅迭契家庙里的雕像诉说着昼夜晨昏，当年二千万的财富也不过留下这未完成的残破遗迹。在这样的时候，笼罩着街道的雾霭也蒙上一层昏黄。
旧历除夕的傍晚，他在百花大教堂听完唱诗，坐了一下午回到旅店，一路上照例接受了几次盘查。老板在前台反反复复擦拭着高脚玻璃杯，见他回来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一切都平常得一如既往。
全国改用公历的时候，母亲翻了翻旧年的日历说，以后记得你的公历生日是二月十日。
去年还有王杰希和几个同学与他一起去喝酒庆祝，这次是他出生以来第一个形单影只的生日。
喻文州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板往上走，在楼道的拐角处停住了。
广州人除夕摆花，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