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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游历四方，商人他地经营，工人异乡为工。不过这牵涉一个问题，那就是户籍问题。
大明虽然对户籍控制非常严厉，但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固定籍业，也就是说户籍一栏虽然有从事何种职业，但是绝不会强制百姓们就此从事这一固定职业，而且子承父业。籍业随时可以变更，而且变更非常容易。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一旦籍业改变，所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就会改变。
第二个好处是不拘你迁移或游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游历大明诸地，至于你是不是有生计，家里的地是不是有人，官府不管，他届时只管照章收赋税就行了。不过这还是有一些约束，例如你住旅馆、乘船坐车需要登记你的“身份证”，而在城镇乡村，巡捕随时可以检查你的“身份证”，如果是假证或是你是个通缉犯，那就……
户籍从理论上也是可以迁移的，而且非常方便，不过这里牵涉到很多问题，例如你是商人，在老家有老婆孩子，届时你一个人迁移到了新地，老家的户主和户籍如何改变，如果你在新地又纳了一房小妾，新户籍如何更变，老户籍如何更变，都有很详细的明文规定，反正实际操作比较麻烦。所以很多商人、文人游历经商到了新地，所以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方便的话干脆不迁户籍，只要到当地所在地的内政局备个案，告知自己将在这里常居就行了。因为与大明百姓密切相关的医疗保障执行的是一个标准，只要你是大明国民，无论在苏州，还是在贵州镇远，只要是普通诊治，都只需掏药费，区别只是医疗水平的高低。
“陛下，诸位大人，臣发现的第二问题就是地方官府三权分立，开始出现互彼此擎制，互相推诿的事情。臣在湖北、江西、浙江就碰到好几次类似的事件，甚至出现了议而不决，众人有责却无责的情况。”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头有点大。当初他进行三权分立，行政合议制，一是出于消除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监管和中央掌控，所以将地方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一分为三，由三个机构负责，二是防止一人擅权，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出现合议制，即可以防止一人擅权，又能以“集体领导”的形式“集体承担责任”，避免一个人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决断的情况。
但是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现在地方绝对不会出现割据一方的局面，也不会出现地方权臣，但是自然也会出现“踢皮球”，“责不归众”等问题，地方上就跟中枢一样，官员之间也会有矛盾，日渐时久，他们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到工作上去，只要你提议和坚持的，我就反对，而且是拉党结派地反对，就是不让你的提议在和议会上通过。出了问题怕啥，反正是“集体决议”，要追责大家一起被追责，我就不信你将所有的人都换了。
“明确职责，每个人的日常职责划分清楚，合议只是决定重大的事情，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拿来合议。你们好好讨论一下，各省也要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再让内阁完善。”刘浩然思量了一会说道，“任何东西都有利也有弊，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它的长处，避免它的短处。”
再细细讨论了其它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接下来一天，刘浩然分别找安然、叶崇敬、徐茂诚个别谈话，然后各自回任。第三日，刘浩然一行便启程向江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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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八章 出巡之刺客事件
第二百六十八章 出巡之刺客事件
刘浩然一行人先至江西南昌。在江西布政使的陪同下，先召见江西参政、参议等人，然后又召见了九江等地知府，细细切谈，临行前嘱咐道：“江西地处大江之中，上承九曲之荆江，下连富庶之京扬，洪讯之患大于天，尔等当牢记职责，以民安为重，不可一日懈怠。”
刘浩然走吉安入湖南，接见了湖南军政司官，然后一路南下，经衡阳、郴州入广东韶州。在韶州，刘浩然接到消息说南京又起波澜。
刘浩然一番法大于礼的言论传到南京，内阁自然照此执行，准备制定详尽规章草案，提交资政院。谁知道理学弟子们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废除德主刑辅这套说法呢？要知道，理学在这方面是儒学的“加强版”，三纲五常几乎上升到了天理的地步。自然可以凌驾于律法之上，现在刘浩然和内阁准备以法为尊，礼德相辅，这就等于挖了理学的根基。
而且江南学派认为自己已经“占据”东宫，有了皇太子这个大靠山，便觉得腰杆硬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洪亮许多。他们首先纠集江南学派相关的资政大夫，对内阁发出的质询案。他们不敢直接将矛头指向刘浩然，只好指桑骂槐，拿内阁来出气，一正“纲常”！
但是内阁也不是吃素的，这套思想理论是刘浩然提出的，而太平派是无条件支持刘浩然，加上引发的因素…那篇调查报告又是李道君，太平学派的俊才所写，当然要力挺到底。而淮西派也接到了李善长等人的密信，知道其中很多“内幕”，自然也会力挺内阁。
于是内阁学士会议上，诸派争论不休。不过淮西派和太平派联手，优势非常明显，而大学士孙炎、刘基、杨宪虽然与江南派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他们也不敢随意出言支持江南派，于是就和江西学派保持中立。
在内阁学士会议上，江南派占了劣势，于是他们就转变策略。在东宫众属官的怂恿下，皇太子以监国的身体召开学士会议。隐隐指责了一番众位坚持法大于礼的学士们。
可是到了当晚，宋濂面见太子，问道：“法大于礼，乃天子之言，在忠，太子当循陛下之制，在孝，太子当遵陛下之言。”
皇太子一下子醒悟过来，这法大于礼是父皇刘浩然提出来的，无论从忠还是从孝而言，自己都应当支持，否则就是给自己坚持的“三纲五常”打脸。尽管这席话不符孔圣人之言，但是后人不是总是以自己的言论去解释圣人之微言吗？而皇帝无疑拥有了“最高解释权”。
而刘浩然在正式文书中讲得很清楚，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要求君主和上位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只有君主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而在另外一方面，“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君主做出道德表率。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施之以“刑”。
刘浩然指出，孔圣之言在于指导君主和君子们该如何做，而对于万民，除了教化，必须以刑约之。所以孔圣之言在于明德，而不是指治国，完全是董仲舒这个“伪儒”将此提高到“以德治国”的程度，以德代法，成为前朝历代亡国灭朝的根源之一。
反正大家都是拿孔圣的话发挥，刘浩然又占据“最高解释权”这个有利位置，刘焕章听宋濂提醒，当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对江南派拿自己当枪使心中隐隐不快，于是便第二日以监国的名义，批准了内阁的草案，提交资政院讨论通过。
太子的态度转变，让江南派大吃一惊，顿时乱了阵脚。
“学士中是什么态度？”刘浩然问南京密使道。
“回禀陛下，孙大人、刘大人、杨大人关系密切，言论基本一致，而胡大人与直学士王大人、叶大人往来甚密。其余学士中，罗大人与陈大人时常闲时相聚云云。”
刘浩然点了点头，学士中出现这种局面是他预料之中的，孙炎、杨宪和刘基原本关系就密切，走到一起来当然很自然。不过杨宪估计这会已经和刘基面和心不合，因为上次刘浩然向刘基“询继相”一事，事后如刘基所猜想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杨宪、夏煜等人的耳朵里，不管这两人是否意识到这是刘浩然离间之计，但至少明白了帝意：你们不要过往太密切，我忌讳着呢！
而胡惟庸这个淮西派的代表，在大学士中已经成为少数，自然会在直学士中拉人，为了增强实力，他自然也会拉拢王侍尧和叶淙温这两位太平派的领军人物。从传承上来说，淮西派和太平派都是刘浩然的嫡系，只是有新旧之分而已。而这新旧两派能够联合、进而融合，又何尝不是刘浩然当初所希望的？
刘浩然在韶州停留了几日，继续南下广州。广东布政使开济率广东文武官员到三十里外相迎，而广州大都督朱亮祖原本也要来接驾，只是前些日子，安南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