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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乌庄，乡老缙绅在风俗中的主导作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退伍军人和教师。退伍军人被赋予相应的荣誉，伤残和立功军人又有赋税减免和补贴的优待，加上他们在军中又接受过一定教育，见过一定世面，回到乡中又是“民兵”预备役的主力，所以他们的话语权逐渐增重。李道君在文中举例道，乌庄有四位回乡务农的退伍军人，他们内部以退伍时军衔和所授勋章高低自动排序，推军衔和勋章最高者为主事人，互相非常团结。乌庄二三十岁的年青人又多以他们为楷模，惟他们马首是瞻。
而乌庄属于大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所以除了乡里有一所“中心童学”，村里也有一所童学。童学里的教师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执掌，而是由苏州师范专学毕业，考取教师资格的教师担当。
秉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乡民对这三位村童学的教师非常尊重，而他们的言行也在默化潜移着乡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于只有乡童学，没有村童学，则是乡绅、退伍军人的影响力平峙。在灌子滩村。风俗的主导权则牢牢地掌握在两位乡老和一户读过书的地主手里。
李道君还指出了这三个地区的宗族势力的大小，原本乌庄的宗族势力最大，因为它没有历经什么战乱，百姓在旧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开花散枝，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但是这里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原本属于宗族势力势力最大的地区反而成了最弱的。
李道君分析了乌庄宗族势力颠覆的几个原因，一，是官府的政策导向，乌庄原本以陆姓为主，计有三百六十二户，人口两千一百口。官府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式，“强行”从乌庄分出一百零四户，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迁入外地外姓七十一户，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对乌庄的单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是官府多项政策的导向，尤其是以“科举”政策和国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策。原本科举当官可以光宗耀祖，为家人和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科举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耗费巨大。往往需要一个大家族支持少数“天才”专心读书，专攻科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极高。而这些人一旦科举成功，自然会回报乡里和家族。李道君举了个例子，前宋期间，乌庄出了几位官吏士大夫，由于前宋对士大夫极其优待，赋税等各方面有优待，所以整个乌庄就“紧密团结”在这几位士大夫为首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种方式获取了经济等好处。而那些士大夫也处处以家族乡里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乌庄谋取了不少“优待”。甚至这些优待不甚合法和损害邻村的利益。
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发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浙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发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发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这也是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乌庄的经济最发达，由于东南工商发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
由于大明工商业发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摘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缫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超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小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工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因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超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一半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账户存款。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