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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梅花金奖剧目：《青衣镇》、《兀鲁回河》。梅花银奖剧目：《战太平》、《海津镇》、《正气歌》，梅花铜奖剧目：《金沙滩》、《朱仙镇》、《卧薪尝胆》、《包龙图》。
刘浩然亲自出席颁奖仪式，为梅花金奖获得剧团成员颁发了由几家商社赞助、纯金打造的梅花奖章。
过了一日，九月二十五日，胡惟庸便向刘浩然汇报这次赛事的得失总结。
刘浩然对这次梅花奖赛事非常满意，除了参赛和获奖剧目符合他的要求，而且质量非常高，有利于“开化民智”，让百姓们受到忠君爱国、改变旧观念的教育。最关键的是胡惟庸不知揣摩了刘浩然哪一个暗示，居然在这次赛事中采用了算学研究所正在研究的统筹学。
统筹学是刘浩然提出的，他是当初在另一个世界中学时期读华罗庚事迹时了解到这门学科，官方的说法是研究如何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施行统筹管理的有关理论、模型、方法和手段，而在刘浩然看来，就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其它条件下，站在整体的层面上对各组成部分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度，以求达到效率最佳化和效果最好化。统筹学可是管理学的重要基础学科，它在军队建设、行政管理、工业组织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门学科是数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牵涉的东西太多了，大明格物院算学研究所也只是进行了初步研究，还在完善和继续探索着。胡惟庸居然用它来组织一场众人瞩目的重大赛事，的确是担了风险，有点魄力。
而算学研究所接到胡惟庸的邀请，刚好正中下怀。此前他们一直只是在工厂、农村、军队进行实践研究。还没有进行大型赛事这种充满变数的实践，当即便答应下来了，还将同属格物院的营造研究所的一帮人也请来了。
根据赛事要求和安排，算学研究所和营造研究所在划定的空地进行布置。由于有六十八部剧目，场地安排非常重要，即要容纳足够的观众，并让两个演出场地互不影响，又要充分利用范围有限的场地，这让营造研究所的一帮主研究员、研究员、副研究员颇费了一番脑筋，而算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也帮着做了一些数学模型计算。
场地安排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每个剧种或者相近的剧种放在一起。方便喜欢该剧种或类似剧种的观众就近观看，另外，由于胡惟庸领悟了刘浩然的意思，对于这场梅花奖大赛不采用“专家”评选，直接采用群众“投票评选”。所以在场地安排上，必须设置一个入口，一个出口，观众从入口进入演出场地时领取一张选票，看完后觉得非常好，便将选票投入到分设的几个选票箱里，如果觉得一般不值得投票，那么在经出口时必须将选票归还。而每个演出场地的选票都不一样，以避免“串票”的仪式。
为了保证公正，例如徽剧在南京非常流行，自然有主场优势，秦腔受军人欢迎，而南京的驻军、军校学员不少，自然也会有大量人来投票，昆曲虽然江浙流行，但是它受文人喜欢，而南京各大学的学子也不少。关键是一些地方戏曲，如戈阳腔，河南乱弹，蒲剧，在南京可能不受瞩目。为了照顾这些没有名气的剧团和剧种，算学研究所还设计了一个“投票率”，也就是入口发出去多少选票是总数，投入票箱中是有效数，再结合出口回收的无效数，便可以知道某一剧目虽然慕名前去观看的人少，但是演得精彩，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使得大部分观众都投票了。这个投票率也算在成绩里面，按照一定的权重与投票数进行计算。
接着是剧目时间的安排，武戏和文戏要错开如，有的观众喜欢看武戏，可以各个剧团和剧种连着看。这样反而有了比较；但是又要照顾剧团演出人员的休息，不能让人家过于疲劳。
算学研究所在大会场各处设立了十六个咨询处，各处竖着一块大牌子，上面书着各剧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指明是文戏还是武戏，让观众一目了然，咨询处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以便解答观众的疑问。
此外，算学研究所还将成绩按名次排列每半日公布一次，这样便于观众知道哪些剧目名气高，投票总数高，哪些剧目虽然没有名气，但是质量高，投票率高。看完这些排列，观众就很容易有的放矢，即可以方便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剧目，又能直接找到好的剧目。
当时刘浩然看完这次赛事的安排，当即有点目瞪口呆，这也太超前了吧，但是沉下心来后看向胡惟庸的眼神便多了几分赞赏，果然是“改革创新性”人才。这不轻易露出的赞赏让胡惟庸心里美滋滋的，这次揣摩上意有点冒险，但是好歹押中了，看来自己在陛下心目中的分量又重了不少。
胡惟庸知道趁热打铁，所以赛事一结束便赶紧来汇报总结，并听取刘浩然对这次赛事还有什么指导性意见。
“惟庸，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刘浩然首先好好赞扬了胡惟庸的能力和魄力，接着便说起自己的一些意见。
“我的意见有两点，有些剧目还要改进。惟庸，我早就给你说过，我们大兴戏剧，就是要借着百姓喜爱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受教育，所以这戏剧的内容一定要注意。”
“陛下，不知你指的是哪部戏曲？”胡惟庸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我举个例子，就拿获得梅花铜奖的《包龙图》来说，弘扬廉政和公正是没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老百姓把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包公这种青天身上，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要记住，我大明是靠律法制度来治理天下，不是完全靠人来治理。”
“人是有喜恶悲乐，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如果我们把公正、公平放在某些人身上是靠不住的。惟庸，我们必须让大明的百姓知道，制定出来的律法不仅仅是管理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是在保护他们的权益。”
“百姓们在官府和某些官员司政手里吃了亏，不要只是寄希望于某一位青天为他们来伸冤，而是要勇敢地站出来，找驻地的都察御史申述，甚至可以找当地的按察司告官！这两个衙门是独立的，跟当地官府互不统辖，责任之一就是保护百姓们在律法范围内的权益。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加强老百姓们的法律意识，要让他们知道法大于天，而且法不仅是管他们的，也是保护他们的。”
胡惟庸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旁边的国务秘书在忙碌地记录着，谈话完毕，这份记录不仅要归档，还要抄录一份给胡惟庸。
“我们不仅要对百姓们进行宣传，还要对官员和司政进行宣传。内阁和资政院不是在商议修改我大明《行政组织法》吗？修改的重心是明确责任。我们不仅要让百姓们明白，也要让官员和司政们自己明白，当官最重要的不是权力和福利，而是责任。权力是为了方便他们去履行责任，福利是对他们履行责任的酬劳。”
“说到责任，我们必须要让官员司政和百姓真正明白责任的含义。笼统地说是各司其职，具体的说如一位巡捕，他必须在百姓遇到危险和犯罪时挺身而出，不管自己会不会有危险，这就是责任，又比如说一个知县在任上不是说无过便是功，而是具体地统计，这位知县在三年任上兴办了多少学校，让多少童子入学；修建了多少道路桥梁，让百姓们出行便利；是否调度得当，让百姓们及时春耕播种；是否组织得力，让百姓们及时秋收稻谷；地方百姓户籍是否登记完备，没有遗漏；成年百姓是否都按律分到了田地等等。这些就是责任。做得好应该受到奖励，做得不好就要受到惩罚。”
刘浩然大谈了一通，他现在正在逐步对大明行政机构进行进一步改革，修改《大明行政组织法》就是第一步。
刘浩然此前一直觉得，法律不要怕繁琐，越细越好。他最讨厌有含糊意义的法律条款，例如此前他看到过《中华xx共和国xx法》规定，有关部门发现某企业违反某规定，应取消其营业执照。可是如果有关部门不依法取消又当如何？没有下文。又比如，《xx法》中规定，破产清算企业的法人代表和“高管”对企业破产负有责任者，三年内不得担任其它企业法人代表和高管，可是要是三年内又被其他企业聘请为法人代表或高管又如何？依然是没有下文。
所以刘浩然制定律法很有特点，先由内阁或相关部门拟定草案，再从律师联合会找十几位相关方面的律师，让他们从中找出可以打擦边球的空子来。找得好的律师记录在案，可以在被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