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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然的话锋一转，恭敬地向孔克坚等人拱手施礼，不由让众人一愣，纷纷还礼。
“北方历经数百年荼毒，鞑虏蛮夷在这里肆虐多年，试图用屠杀让我们屈服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他们不仅想在肉体上奴役我们，更想在思想上让我们世世代代为他们做牛做马。现在我们已经用血与火将他们驱逐出去了，可是这里却是疮痍满目，而今之计，当是我们齐心协力，清毒复正，重振圣人之道，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否则我们有何面目见祖先在天之灵？我就拜托诸位了。”说罢，刘浩然又向众人深施一礼。
孔克坚、孙仲良等人在回礼中已经回味过来了，这是刘浩然给他们留了台阶，就看他们识不识趣。识趣的话，按照他的意思，“清毒复正”，把那些“应付”元胡鞑虏的流毒理论清除掉，发展出符合这位天子所希望的“理学”和“儒学”，那么大家都是忍辱负重，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如果不识趣，那么你就是蛮夷鞑虏的死忠，这位征战出身的天子不介意用血与火将你与鞑虏元胡一块清除掉，而且还要让你遗臭万年！
不要质疑这位大明开国皇帝不敢做，当年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为了征服中原和南方，杀得人数以千万计。这位用血与火将蒙古人赶出中原的大明皇帝难道就是慈悲心肠，他不用学蒙古人那样杀千万人，只要杀上几万人，几十万人，北方的士子们难道还不会像屈服元廷那样向他屈服吗？
众人都知道，现在刘浩然不愿意大开杀戒，而是给众人留出一条活路，原因就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人祸，早就是十室九空。现在的北方就是地荒人荒，刘浩然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学术之争”让北方的读书人大伤元气，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走那一步的，他还是希望北方的读书人自己好好掂量一下，识时务者为俊杰。
看着孔克坚、孙仲良等人脸上的略有所思，刘浩然知道自己的一席话已经被这些聪明人读懂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刘浩然心里黯然叹了一口气，心中既惆怅又略有喜悦。惆怅的是赶走头上的鞑虏容易，赶走心中的鞑虏却是那样的艰难。略有喜悦是虽然北方被女真人、蒙古人统治了数百年，但是他们并不“注重文治”。尤其是元廷，除了忽必烈少数几个皇帝关心文治外，其余的皇帝都在忙于内斗和享乐，加上自己不争气，短短百余年就夹着尾巴走了，所以荼毒得不深。真要是像另一个世界的满清统治者，精于“文治”，搞出一个个所谓的“盛世”，估计这会自己将更加头痛，恐怕将会有一帮子的遗老遗少在自己面前哭泣，甚至唾骂自己是“逆贼叛党”。趁着现在病得不是很重，努力地抢救一把吧。
而且刘浩然心里想得更深远，看着孔克坚、孙仲良等人，他不由地就想起江南那些学子名士们。那些人都是江南地主，尤其是东南江浙富庶之地的地主的代表。元廷占据江南后，一番大屠杀后又施展拉拢政策，对江南地主们进行“收买”。在元廷的“轻赋税，通商贸”的政策下，江南尤其是江浙地主们的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入主江南后还受到不少阻碍。要不是自己执行了和元廷差不多的“轻农重商”政策，估计这帮地主闹得更凶。
刘浩然的轻农重商不是单纯地轻视农业，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里，农业是中国的根本，不容不重视。刘浩然的轻农政策是田地赋税非常轻，而且不采取强硬措施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只是没收蒙古人、色目人、寺庙和罪大恶极地主的土地，加上开耕荒地，所以江南的土地政策惠及到了普通百姓却没有触及到地主的利益。
重商不是单纯地重视商贸，的确，刘浩然大开工厂，广通商路，非常重视工商业，并且以丰厚的利润鼓励和诱惑地主投身到工商业中来，并趁机从地主手里收购了大量的土地，以分配给不断增加的新人口。重商另一方面表现在工商业的赋税极重，尤其是“出口关税”。
在大明境内，货品流通一般需要缴纳两种税，第一种是交易税，一般在货品出厂或者交易到普通老百姓时就包含在价格中，这种税也是分别调控，与百姓们日常相关的货品税额就轻，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高；第二种是进出口关税，尤其是出口关税极重，原本江南，现在大明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就来自这里。不过刘浩然是有恃无恐，谁叫大明的商品现在太紧俏了，只要有货品在手，哪怕缴纳高额的出口税，运到海外去还是极高的利润。由于实行了《大明航海条例》，加上大明海军的霸道和对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经把持了高丽、日本、南洋诸国甚至印度的贸易往来，并开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亚、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间商，将一笔巨大的中间差额利润囊入大明商人的口袋里。
十几年的发展，江南的地主是赚得钵满盆盈，巨大的经济实力不仅让这些转化为“大商人”的地主世家开始了思想上的飞跃，也带来了政治上的野心。他们开始寻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们支持浙江士子文人，让这些人为他们说话。随着江南理学与刘浩然的关系缓和，江南士子开始与浙江士子合流，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国史馆、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江苏大学，使得他们背后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势力更加大，要不是还有一个庞大的淮西集团杵在那里，指不定他们已经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话语权。
刘浩然早就看出这个苗头，所以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学朱学、陆学的分歧，扶植了以罗复仁、程乃彬、王侍尧等人为首的江西学派，再利用地理相连的缘故，将收复的两湖等地的士子拉入到江西学派，使其势力大增，学术势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学、武昌大学、湖北大学和湖南大学。虽然现在还不能与江南学派分庭抗争，但是再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发展，随着新一代士子成长起来，江西学派的实力将足以与江南学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刘浩然利用自己故乡和淮西集团的地利优势，开始扶植安徽为主的太平学派，这个学派虽然底子薄，但是强在靠山硬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业”和“军工业”集中在安徽太平、铜陵一带，加以时日，足以扶植出一个可以与江南学派抗衡的新学派，势力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学、合肥大学、格物院、弘文院和诸多专科大学、专学和研究所。
而在江南学派内部，刘浩然也着手分化化解。江南学派现在以浙西、苏南的士子为核心，刘浩然就开始扶植温州一带颇有基础的永嘉学派，这个学派以功利务实为主，与浙西学派格格不入，而在刘浩然的“推荐”下，淮西集团不少人又与永嘉学派士子连结在一起做生意，现在已经有与太平学派东西呼应之势，主要势力集中在浙江大学商学院和弘文院。
但是对于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刘浩然来说，这还不够，从地理布置来说，这种势力分布太倾斜了，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北方数省，这么宽的地盘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势力体现和政治代言人呢？
因此刘浩然先好好敲打一下北方士子们，让他们好好转个弯来，然后再扶植他们在大学和庙堂上争个一席之地。不过刘浩然清楚，元气大伤的北方士子必须要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可能追上江南士子们，而且还需要刘浩然大力的扶植和投入，毕竟在将来的大明政治格局里，经济实力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江西学派名士众多，刘浩然又是刻意扶植，为什么依然不能对抗江南学派，就是因为江西两湖的经济基础比起江浙差得太多了；为什么刘浩然对与永嘉学派合流的太平学派寄予重望，就是因为除去温州等地不说，光是安徽太平一带的工业税收都快要赶上江浙一带的商业税收了。
刘浩然深深知道，随着大明的工商业发展带来巨大的财富以及国家的安定，大富商和新权贵们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土地大兼并，因为中国上千年土地是最大财富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刘浩然准备在将来合适的时候改变现在的田地赋税以产出为主的情况，改为田地赋税固定制度。
刘浩然知道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哪朝哪代最后不是因为土地兼并，大量百姓们失去土地，使得地方豪强世族实力大增，而中央政权威势大减，加上遇上天灾人祸，一点火星子便酿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乱子。刘浩然不会去执行“打土豪分田地”这种不适宜的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作为穿越者他当然知道用经济杠杆去抑制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