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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附录三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2）
恶意地猜想如下：贞观某年某月某日，太宗皇帝陛下与魏宰相发生了较大争执，皇帝龙颜大怒，拍案而起曰：“天下究竟是偶家的还是侬家的？这一回偶偏偏不听侬的！”魏宰相默然长揖、捋髯、转身、开步走……用一根草绳拴在腰间的门下省公章随着宰相大人的鸭子步悠然晃动，当真是说不尽的轻松，道不完的悠闲，一旁的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苦着一张老脸谏言道：“陛下不纳魏徵之言，其必不肯在敕书上签字画押盖公章摁手印，门下印鉴阙位，叫尚书省如何奉敕？”
皇帝陛下闻言，痴呆呆思忖半晌，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般委顿在席上……
作茧自缚，作法自毙，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一代圣君胸中狂啸……
所以我们说，贞观年间的魏徵，绝不仅仅是个“谏臣”，其对政府乃至整个大唐天下的影响力远比同时代的另外几个着名宰相为大。李世民时期的宰相里，在影响力上唯一能够与魏徵相提并论的是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此人虽然在贞观年间基本赋闲，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大政乃至社稷承嗣这样的事情上的作用是魏徵远不能比的。尽管如此，魏徵仍然是贞观名臣榜上的第一人，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却颇为耐人寻味。
魏徵是一个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其家世虽称不上十分显赫，却也绝不能算低贱。
魏徵一生四易其主，从“忠臣不事二主”角度而言，其作为儒门士人的忠贞和节操实际上并不堪论，也难怪他口口声声不愿做忠臣，实际上以他的履历而言，也根本做不成忠臣。
魏徵的学问一般，他不曾有脍炙人口的诗文传世，也不曾如长孙无忌般制定过一部《唐律疏议》，唯一勉强可以用来充数的就是一部由他主持编纂的《隋书》，篇幅大概可以列入二十四史当中最短的几部之内。作为一个文人，魏徵并没有超凡脱俗横溢飞流的才华。
魏徵的武绩平平，大唐立国平定天下的功劳簿上不曾有他的耀眼勋略。在开始追随李世民之前，他唯一可以拿出来提上一笔的不过是在武德初招降了李世积……
魏徵与唐太宗的私人交情平平，他们之间的那点“缘分”恰恰是在武德末年的储位之争当中，身为东宫僚属的魏徵极力劝说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秦王李世民……
魏徵的相貌也实在称不上令人心旷神怡，至少那位被后世传颂至今的圣明天子就曾经公开嘲笑过他那着名的山羊鼻子……
那么，魏徵究竟凭借什么打动了李世民，又是凭什么征服了后世如此多的士人呢？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隋唐时期乃至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找到。
封建社会，君主为四方之主，臣下为天下之仆。然而中国的士人可以做天下的仆从，却决不甘心做皇室的奴隶。治理天下使万民乐道，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的职责，同样是天下士人贤士的使命。天子与士人的关系，是主辅关系而非主奴关系。协助天子治理好国家，是古代士人当仁不让的职责。
魏徵正是这样一个秉持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理念的传统士人。生逢乱世，豪杰当对天下尽忠，而统治天下的君主，却是可以选择的。
魏徵从不以自己身为“三姓家奴”为耻，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士人，实际上根本不屑于以此为耻。
在天下人的利益面前，君主有选择臣子的权利，臣子同样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利。
魏徵，就是一个坚信自己有这种权利的传统士人。
隋末炀帝无道，天下板荡，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随李密，从法理的角度是“从贼”。如果说他的父亲当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对北齐皇室尽忠，那么魏徵在大业末年到贞观初年先后追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对谁尽忠呢？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的将士将魏徵绑缚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劝太子杀掉我，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魏徵毫不畏惧地回答他说：“如果前太子听从了我的劝说，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于是李世民释然，不仅没有杀他，还留他在身边做了詹事主簿。
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有很多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方，如果说李世民因此而认为魏徵是一个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么魏徵的履历已经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绝非一个“忠臣”，聪明绝顶的李世民为何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说李世民当时这么做是为了笼络朝臣安定人心，那么到了后来人心已经安定朝局已然稳固，他又为什么非要对如此一个毫无忠诚和节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说魏徵真的对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终耿耿于怀，为何又在后来的十七年当中尽心竭力协助李世民励精图治铸造了垂范千秋的贞观之治？
笔者以为，魏徵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这件事实的背后，恐怕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武德末年太子秦王兄弟争储，历时长达三年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满朝文武或倾向于太子或倾向于秦王，而作为皇帝的李渊也在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不定。这件事情在连续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举国关注的重心。而天下大战方息，鼓励农耕恢复生产这样的国家大事却始终未能成为朝野注视的焦点。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对民生国计的影响应当是颇为严重的。事实上，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而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朝廷为了处置这场大灾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贯心高气傲以军事见长的李世民甚至不得不在武德九年八月坐视入侵长安的突厥骑兵撤回草原。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说清这件事情和武德末年的兄弟争位之间的联系，但是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纵然我们能够相信，当时身处斗争漩涡当中的魏徵等人也一定是不信的。
魏徵劝说李建成尽快杀掉李世民，很可能也有赶紧解决掉这个麻烦，将朝廷的注意力转回到正常的工作上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魏徵的眼睛里，李氏兄弟之间的兄弟情分也好，李唐皇室之间的皇权争夺也罢，都不应该对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产生影响。
所以在李建成死后，他毫不矫情地投靠了这位前太子的敌人，并且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地认认真真地为这位新老板打工。
笔者认为，魏徵的心中，没有君，只有天下。
他可以数度背叛他的主人，因为他心里唯一的主人是天下；他可以劝谏自己的主人杀掉亲生弟弟，因为这样做对天下有利；他可以在自己的主人死后第一时间就投靠主人的弟弟，因为主人虽然死了，天下却还在。在魏徵眼睛里，天下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或者说有资格获得他的全身心效忠。
魏徵，是个无君无父之人。
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魏徵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仕途的热衷，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眷恋，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仕途的热衷还是对生命的眷恋，都不足以解释唐太宗对其的信任和重用。
所以，当作为山东宣慰使臣的魏徵不避嫌疑毫不犹豫便将两名东宫旧属开罪释放全不顾自己“东宫旧人”的身份的时候，当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将唾沫星子溅到唐太宗脸上去的时候，当作为宰相的魏徵公然拒绝在皇帝的诏书上副署的时候，他的心中，大概不曾有过一丝一毫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恐惧，所有的，仅仅是一份对天下事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在魏徵的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臣子对君王的奴颜婢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远比忠贞的节操更为可贵的东西，那是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
皇帝和大臣仅仅是分工上的不同，在天下人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当然，在一个君权社会里，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的存在仅仅依赖于士人的传统和门阀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古代的封建帝王虽说在加强君权和排斥相权的问题上大同小异，却并不代表这些统治者不需要世族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来协助自己治理天下。而魏徵所持有的这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承认并能够传承到后世，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存在两种治国理念，一种是所谓的“乾纲独断”，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