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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阮文绍政权的存在，“尽管他们使用了难听的字眼”。他们没有再要求以阮文绍下台作为实现停火的先决条件，而且暗示保证实行一种政治进程，即任何一方都不应企图去“消灭”对方，或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对方。
基辛格到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遭受到两次沉重打击之后，正力图缓过气来。一个打击是由于农业歉收造成严重缺粮，另一个打击是苏联军事顾问被赶出埃及，大这丢脸。虽说其中哪一个打击都不至于危及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但两个加在一块却把他整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好在尼克松并没有乘机向他进逼。美国总统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是感激的，认为河内谈判姿态的变化，部分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基辛格同意这种看法。他倾向于把河内看作是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顽强表现独立的盟国。
基辛格在莫斯科花了4天时间，探讨如何把俄国需要的粮食和贷款与美国希望结束越南战争这二者之间联系起来。这位尼克松的智囊，比较相信自己对“大国”作用的分析，他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北越在今后几周内“会变得更灵活一些”的保证表示欢迎。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估计，是根据他新近同黎德寿的谈话作出的。黎德寿在飞往巴黎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
为了酬谢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答应，给予莫斯科一笔优惠贷款，可以在今后3年内向美国购买多达7。5亿美元的美国谷物，其价格保证比实际交货时的市价低得多。结果，美国的纳税者得掏钱来补贴苏联的这笔采购，美国的消费者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受到影响。他们抱怨说：“基辛格和尼克松两人，一味搞所谓‘连环套’，只以为卖粮食便可以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完全不考虑其它问题。”
美苏双方还签订了一项关于开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的合同，两国还都为对方的商船在港口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俄国还答应让更多的美国实业家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以美国政府向莫斯科慷慨提供贷款为特点的这笔交易的规模，表明了尼克松不仅对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帮忙表示感激，而且他还想在苏美之间搞一系列合作项目，用以向克里姆林宫显示“合作比对抗好处大”。
9月11日，基辛格在巴黎继续与黎德寿举行会谈。黎德寿强调，不能把任何政府“强加”给南越人民。基辛格说，尽管河内的立场有所变化，但新建议中仍然要求阮文绍下台，这是尼克松总统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还说，河内指望麦戈文当选，那是枉费心机。尼克松在目前大选之前的阶段里是最好讲条件的，大选过后，总统照例有1年的“蜜月”时期，行动可以不受什么约束。他最后解释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证明，尼克松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标，是会不顾一切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任何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目前不正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大好时机吗？”
基辛格和黎德寿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双方确定9月26日再次会晤。在这次会晤时，越方谈判代表又搞了一个新东西。这次不是像9月11日方案所建议的那样，成立一个由“3种同等成分”组成的“临时政府”，而是建议成立一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仍由“3种同等成分”组成，但不具有政府职责，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行事。基辛格认为，这个方案表明河内在政策上作了两项重大改变。第一，“委员会”显然不是联合政府；第二，“协商一致”看来保证了阮文绍对委员会磋商结果可拥有否决权。河内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方面阮文绍可以继续当政，同时也可以宣称搞成了一个3位一体的机构。这个方案对美方来说，虽不完全理想，但却为基辛格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他建议再谈一天。黎德寿同意。秘密谈判进行了38个月，双方都还是第一次真正感到，现在接近终局了。
9月27日上午，基辛格和黎德寿详细讨论了河内的“委员会”方案。两人还对“就地停火”达成原则协议，但在停火的范围方面却没有取得一致。基辛格坚持停火应该包括整个印度支那，黎德寿坚持停火只限于南越。尽管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在基辛格心中却滋生了一个庞大的计划：10月下旬宣布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在90天之内实现停火。
基辛格和黎德寿同意在10月8日再次会晤。欲知下次会谈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章 新的突破
重大突破喜盈盈，讨价还价仍进行；
大选之前若签字，博士可谓立大功。
为了压越方作出更多的让步，1972年10月5日，尼克松请一些记者到白宫来，通过发表谈话的形式，向河内的决策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尼克松说，虽然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1个月了，但美国不打算因此就急急忙忙签订越南和平协定。
“如果条件不合适，我们就不准备在大选前解决。”尼克松说，“1968年正当事情有了眉目的时候，某些好心人铸成了大错，他们没有从对方得到适当的协议便贸然停止了轰炸……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绝不受大选的影响。”
作为总统的顾问，基辛格最了解其中的含义。尽管尼克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口气很硬，实际上他最希望在11月7日大选日之前能达成一项“过得去”的协议。
1968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身竞选时，曾经许愿在4年之内实现和平，现在只剩下4个星期的时间了。他怎能为此不着急呢？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讲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向越方施加压力，吊吊对方的胃口。
就基辛格来说，他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刚刚收到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给他打来的一份电报，答应要在下次会晤时作出“很大努力来结束战争”。基辛格认为现在解决越南问题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他说：“目前的形势是：苏联濒于饥荒；中国实在担心苏联可能在边境动手；保守派的美国总统对连任满怀信心，因而可以从容接受一项解决办法。这真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啊！”
有人批评基辛格是在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一项破产的政策服务”，而基辛格却不以为然。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认为这个政策破产了。这是个公众道德问题。”
“实际上，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一个悲剧是，对这些问题在道德上的错综复杂性，我们已经丧失了理解能力。”基辛格说，“要对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5万将士的母亲说，打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何况我们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反而要把我们的对手扶上台。这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我们当初正是要竭力阻止他们得胜啊！”
基辛格继续说：“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给南越人一个机会；然而，我们没有义务永远呆在那里，永远支撑他们兔遭倾覆，因为要是那样做，我们就永远陷进去了。但是，我们要是一会儿说‘我们是你们的盟友’，一会儿又说‘我们现在要把你们丢给狼吃了’，那也是不行的。”
“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对法国作了什么贡献呢？”基辛格说，“他愿意撤出阿尔及利亚，但要做得好像这是法国主动采取的一项政策，以便保全法国的一点面子……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功绩，而不是说阿尔及利亚必然会是这个结局。”
“我们要撤，那是没有问题的。”基辛格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让我们撤。他们要我们现在还呆在那里，不让我们走。”
“也许我们在越南实现的和平，会使对我们有意见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其他人也不至于觉得有失体面。但这我们还没有做到，要是做到了，我们就能使大家的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使人们相信领导美国的不是罪犯，也不是傻瓜，而是严肃认真的人。”基辛格说，“当前的这场大辩论，同四五十年代的那几次不同。那时大家都认为大方向是一致的。例如，不管对杜勒斯多么不满，但大家并不真正认为他违反了我们的道德准则。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我们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拿。而现在呢，在我们所陷进的这场战争中，取胜毫无意义，失败则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干，别人也得干，总之非这样干不可。”
基辛格最后对记者们说：“不管结局如何，我国在这场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