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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大武断，而且事情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主席的东西是会站得住的。因为你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西哈努克说，“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的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态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对赌场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西哈努克说，“这家赌场是1969年开设的。就像许多国家经营国家彩票的目的一样，都是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国的政党们把它作为一大‘丑闻’来大做文章，并把它作为废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为了自己发财致富的贪污能手呢！”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
“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西哈努克说，“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是，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西哈努克说：“毛泽东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24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在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3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西哈努克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1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
“美国和西贡的高级将领随心所欲地在柬埔寨进进出出。要是阮文绍‘总统’想飞往柬埔寨，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征求朗诺的同意。阮文绍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来召见他的下级傀儡朗诺并对之发号施令。”西哈努克说，“在北京，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任何其他人）会不通过礼宾程序就进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礼宾程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文字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受到最严格的尊重。我的住所像柬埔寨领土一样受到认真的尊重。”
西哈努克说：“尽管我显然要长时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礼宾方面的尊重在内的一切待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这种礼宾方面的尊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1956年与1958年则作为首相——进行访问时所一贯享受的。关于我在北京的长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几乎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我的一些疑心比较重的大臣们，在研究了那些没啥名气的新闻记者们所提出的这类千篇一律的问题后，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我的影响的新动向。也许他们希望，我那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会驱使我往南到解放区去，以证明我自己是勇敢的。当法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我有时总想这样回答他们：
“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3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西哈努克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话：让我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它至少是我们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和将来在重建我们国家方面的部分保证。任何抵抗运动都不敢想象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要是朗诺一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们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朗诺秉承美国旨意发动政变，确实使白宫主子高兴了一阵子，但为时不久，主子就变得忧心忡忡了。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章 白宫的忧患
前喜后忧多名堂，总统计划泡了汤；
指使傀儡搞政变，激怒人民自遭殃。
朗诺政变，使美国在柬埔寨建立了亲美政权，白宫的主人们确实为此高兴了几天，但为时不久，他们就变得忧心忡忡了。
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极不得人心，他们的政变激起了柬埔寨广大人民的反对。特别是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后，全国人民群起响应。这样一来，可把尼克松们吓坏了，他们担心共产党在柬埔寨得势，那样，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军队，在柬埔寨边境就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从而危及把战争交给南越傀儡军负责的那个“越南化”计划。
面对这一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鼓噪他们的“穷追”计划，“扫除”经过B—52飞机1年多来秘密轰炸也没有摧毁的那些“共军隐蔽所”。在约翰逊任期内，对军方的这一计划，多有所掣时；尼克松当政，大概会批准军方大打出手了吧。国务院人员主张谨慎一些。白宫方面，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班子，也在着手研究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
1970年4月1日，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向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处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危机的3种方案：第一，让甫越军队越界加紧袭击“敌军庇护所”；第二，由美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