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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他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并广播了它的纲领之后，私自进入解放区活动，没有多久就被俘虏了，在获释后，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我看到了这种柬埔寨的人民运动的早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被彻底地、迅速地改造成为大规模的、专心致志的革命根据地……在每个种植园或每家农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迹象，以及它的对立面——对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深仇大恨……”
3月政变后大约一年左右，西哈努克从他老相识那里收到不少来信。他说，“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同红色高棉相距甚远”，但他们对金边的腐败无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设法跑到解放区去了。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他们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前《民族》周刊社长罗介托的来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讲了金边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为什么要同他一家逃离金边之后，写道：
“解放区是真正的新柬埔寨一一独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过着享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是他们村子的真正主人。人们——从老年人到孩子和年轻人——的脸上的欢乐和热情，是他们对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证……我们在解放区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
罗介托逃离金边的那个时候，经常也有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出走。
1971年3月初，西哈努克收到了这批人给他写的一封联名信。他们之中有位金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位牙科医生、几位上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写道：
“解放区离首都并不太远，但我们却有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觉。行政大楼四周没有铁丝网。没有带着刺刀枪的傀儡军恶狠狠地把过路人从头搜查到脚。没有贪污，没有警察的突然袭击，没有宵禁，没有侮辱年轻妇女的事件。知识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赏和鼓励。知识分子，所有爱国的、进步的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感情付诸实践。每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西哈努克说，写这些信的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训练，但朗诺和尼克松改变了他们。他们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每天忙于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大概对于3月18日政变并不怎么关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动性的保证弄得晕头转向，而据说成立了“共和国”就会给人们带来光明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女药剂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位女药剂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金边开设了一家最负盛名的药店。但是，在朗诺统治下的金边生活了几个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的危险，抛弃了她的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人贴个政治标签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义中间派’。要是他们属于‘进步分子’的话，那在一年前也许早就逃离了。”西哈努克说，“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谴责他们，因为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都受过朗诺一施里玛达政权的蒙蔽。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指出，根本不可能指责他们是红色高棉的宣传员。”
西哈努克的女婿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在一封长信里给他的岳父带来了最令人吃惊的消息，而他本人，按西哈努克的说法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到达解放区以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红色高棉分子”，西哈努克认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负责的人，所以当杜萨迪向他最小的女儿波东帕花公主求婚时，西哈努克同意了。杜萨迪在培养文官的学校受过教育。3月18日政变时，他年方29岁，在金边国家百货商店经理部任职。由于他和西哈努克有姻亲关系，他马上就被革了职。
杜萨迪在朗诺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8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波东帕花公主被捕，并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在这之后，他设法逃到了解放区。他1971年10月1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就是从解放区寄出的。信中说：
金边的爱国者今天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如果我们不打倒卖国贼，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尊严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继续做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敢于站起来，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敢于斗争就意味着什么都敢干！它意味着拿起武器，推翻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集团。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没有其他道路的。
我通过参加解放区的方式，选择了尊严的道路……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这里重新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真正面貌……
一种欢乐、可爱的面貌……就像慈祥的母亲同她阔别了很久的孩子重新见了面一样。在解放区这里，每个人都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生活。我可以亲眼证明，在朗诺那个假共和国里，“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眼……
尽管敌人的空袭不断，我们的同胞们仍在为了经济建设而英勇斗争，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把一切资源动员起来，并在同时改善生活条件。已不存在饥饿、贫穷和失业了，我们的同胞由于知道自己是命运和国家的主人，正在热情地劳动——这种热情得你亲眼看到之后才能相信。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感动人的景象：人民在他们所有活动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同敌人的战斗中互相帮助，在田地里劳动中互相帮助，在文化和社会活动中互相帮助，为孩子们和不同年龄的成人建立各种学校。为护士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设立训练中心……这里的生活真正是生气勃勃！
要是没有一条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政治路线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凡是从地狱般的金边出来的人……
对此不由衷地感到惊奇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一种充满了目的和价值的、纯洁的新生活。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读完了女婿的来信后说：“杜萨迪亲王现在已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了。他同我的儿子拉维翁王子一样，都在解放区变得更加坚强了……年轻的杜萨迪被证明是个好人，完全没有辜负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时对他的期望。从我家庭里的一位亲密成员那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用多说的，从我们抵抗总部送来的报告中的每个字都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
“局外人很难理解柬埔寨爱国主义如此深入人心。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我们的命运—夹在比我们强大而又敌视我们的邻国之间——所强加我们的。在过去，我们总得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今天的情况也一样。”西哈努克说，“美国人硬说我们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斗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斗的。边远地区农村里的女青年们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佛教僧侣们也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他们由于同人民有密切联系，一直起着爱国的作用。因此，当我了解到僧侣们在鼓励人民拿起武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时，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
“农村里的伤亡经常都是由远处来的威胁——B—52飞机造成的。但是，即使日一52飞机就在头上飞过，女孩子们也继续在制作弓箭，当然她们射不着飞机，但是，只要美国人或拿美国人钱的雇佣兵一出现，她们就会用她们的弓箭把他射死。”西哈努克说，“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总是存在的，就像覆盖在土壤表层下的蘑菇苗子一样。国内的背叛行径和国外的侵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游击队就像蘑菇一样，到处冒了出来。”
乔森潘在给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报告中，提到了磅湛省省会以南约10公里的3个地区发生的情况：它们是湄公河上的戈索丁岛、河对岸的罗卡戈伊和卡哥。这些地区是政变后不久就解放了的，但在1971年初又被西贡军队占领并交给了朗诺。他们把当地居民集中起来，分成由10户、50户和100户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的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由驻在4个军事哨所的近800名正规军和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1000名“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