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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20日下午，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亨利·基辛格准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组织的备忘录。《第二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代表了把外交权力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手中的努力已发展到顶点。所有参与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财政部和其他一些可能涉及海外事务的部门——都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尼克松签署了这一命令，指示所有机构均要通过基辛格办公室向总统呈报文件。更有甚者，除了能在其他机构的竞争对手中精心设计出一项共同政策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和政策。
基辛格希望能够“确保决定”的自上而下“畅通无阻”。他在工作中干劲十足，精力充沛。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他一天到晚在动脑筋。基辛格的一位同事，对他作了如下的评语：“他对琐事最不耐烦。要是有什么人打扰他，或者有什么事打扰他，他会简慢无礼，甚至粗暴无情。另一方面，如果真碰到一件难办的事，这家伙的脾气就迥然不同了。当他面对严重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反倒非常冷静……但是他也善于用一种很适时的幽默感来冲淡‘紧张气氛’，然后就很快抓住这时在众人中涌现出来的好主意。”
基辛洛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撒·米切尔了。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米切尔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却满不在乎，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在哈佛大学，我花了10年功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个月。”
当时，越南问题是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造成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日子难熬的那种地位衰落之苦。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基辛格的一位助手曾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想谈成一项“河内将签署的协议，据此，我们的战俘将遣返，我们的卷入也将停止。他甚至坚持我们能得到更好的条件或者西贡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观点”。这位助手还说，另一方面，尼克松则相信，“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向河内和西贡证明‘西贡能赢’。而这一手要干得利落，一方面要保持国内鹰派和国内战斗者的信心，同时又要劝说其他人相信战争形势在恶化”。
妙哉！妙哉！这可真是“一厢情愿”啊！这个棘手难办的重要差使就交给亨利·基辛格了。欲知这位总统“智囊”如何施展他的权谋和才华，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十二章 绞尽脑汁
身负重任心情重，问题棘手非轻松；
朋友面前已夸口，绞尽脑汁务必成。
亨利·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交给他的这项解决越南难题的任务，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只要外交和武力结合得好，就可以产生约翰逊政府多年来未能到手的那种奇迹。他对哈佛大学以前的同事们说：“请放心，不消几个月我们就可以摆脱出来了。”他对一批来访的反战的学生们拍着胸膛表示：“你们给我6个月的时间，到时如果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你们回来把白宫的铁栏杆砸烂好了。”
基辛格认为，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方针，既不能取胜，也不能脱身，只得身不由己地从一个灾难滑向另一个灾难。这些人活该受历史的严厉裁判。基辛格自觉高人一筹，他肯定自己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因为他有一个计划，他甚至在搬进白宫办公以前就将计划拟好了。
基辛格首次关于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计划，刊登在1969年1月号《外交》季刊上。这篇题为《论越南谈判》的文章，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广泛注意。这篇文章确实是向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根据，因而也就成了以后4年白宫所提出一切方案的起点，对于巴黎的谈判人员来说，基辛格的文章的关键在于为陷入僵局的会谈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基辛格指出：有关各方面都知道，谈判方式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
所谓“双轨”方式，即是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等到两条轨道部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要是河内不理他这一套，基辛格另有“二线办法”。他在文章里写道：“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踉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总要到来的政治较量。”基辛格的见解是根据他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南越之行得出来的。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打的军事仗，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是要消耗敌人的肉体，而我们的对手是要在精神上拖垮我们。这里，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游击队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队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虽然基辛格认为60年代中期美国的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他反对主张美国承认错误一走了事的意见。他认为大国的行动切忌轻率，即使犯了错误也要信守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既然美国在这项义务中投入了50万大军，这就解决了关于越南是否重要的争论。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基辛格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明确计划，同五角大楼一味追求军事胜利的幻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这一计划竟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精辟的分析！用新人代替旧人的重要性，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例证了。”专栏作家克拉夫特写道：“目前对行将上台的政府来说，最大的吉兆莫过于基辛格关于越南的文章了。”“基辛格很有才智，能够透过具体问题指明出路。”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同的是，他关于结束战争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在尼克松的外交构思中，莫斯科占有中心地位。他那篇未公开发表的演说稿说：“如果苏联人有意要使战争结束并谈判出一个妥协解决办法，那么，他们是有办法把胡志明弄到谈判桌上来的。”可是，“苏联人却无意这样做，而且从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出发，也很难看到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俄国人“对战争持续的长短具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力避冒卷入所带来的正常风险——更重要的是，力图卷入所带来的责任”。
尼克松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即：“美国在作出一切牺牲，而苏联却安坐一旁，怂恿它的盟国北越进行新的捣乱”。尼克松要想一个妙法使苏领导人相信，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是符合苏联自身利益的。越南问题可以成为“连环套”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考验。这个理论后来成了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前几个星期，基辛格就开始为越南问题进行工作了。
1968年12月中旬，基辛格受聘后才几天，就拜访了他的老友亨利·罗恩。罗恩是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时任兰德公司总经理。基辛格问兰德公司能不能编写一份关于越南问题选择方案的机密的全面分析材料？罗恩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派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主持。埃尔斯伯格编成了一份无所不包的各种选择方案清单——从全面战争一直到全面撤军。
1969年1月初，基辛格又找了埃尔斯伯格来纽约接受另一项任务，原来尼克松总统要求政府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