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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接完电话，他才转向我热情地握手。“有事吗？”他问道。他显然感觉到，我在上班时间来找他，绝不是因为闲来无事。
“有一点小事……”我欲言又止。
他感觉到了，这“小事”一定还很重要，便拍了拍我的肩说：“不过，你得再等一会儿，院长有急事，叫我去一下。”
他走到门口，还回头对我作了个抱歉的手势，便转身消失了。
屋里的几个医生开始各做各的事。那个叫做吉医生的瘦削男子理了理白大褂的衣领。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还没来得及投入争斗对手便跑掉了似的。“这社会多乱啊，”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看看报纸，学生受到伤害的事多了。”
吉医生的面容有些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可眼睛里的光却告诉我，这是个健康人。当我问这里能否抽烟的时候，他最先响应说：“可以抽可以抽，我们这工作，不抽烟要闷死的。”他伸出瘦瘦的手将我递给他的香烟挡回来，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他自己的烟来，热情地递给我一支，“你是客人嘛！”他说。
这时，有护士进来问他，31床的电休克治疗，是不是现在就做。这让他从椅子上一弹而起：“做，做，现在做。”一边说一边就在桌上找那人的病历。
吉医生的这种积极敬业让我有点害怕，好像他对这种让人死里逃生的电休克治疗具有一种由衷的热情。
那天，我去精神病院的探访不但没将黑屋子事件弄明白，反而让我更加迷惑。
吴医生大约是在离开半小时后回到值班室的。当时，瘦削的吉医生和其他几个医生都出去忙乎去了，我正好将事情问个明白。
“董枫病了……”我说。
“哦，是，是，”吴医生很了解地打断我的话，说道，“昨夜停电，又下大雨，她可能是感冒了。”
“不，”我说，“据说是病区那间黑屋子出了怪事，吓着她了。当时……”
吴医生用笑声打断了我要讲的事。“怎么，你也相信这些？”他说，“那间屋子是正常的病房，里面死过几个人，病房里怎么会不死人呢？几年来里面没住过病人，只是因为漏雨。你知道这些房子建了都快百年了，那间病房又在楼上的最尽头，墙角浸雨的问题越来越重，屋子里潮乎乎的，所以就闲置了。近来对这间病房老有些奇怪的传闻，你怎么也相信这些？”
我正想解释，我不是相信传闻，而是想弄明白董枫昨晚遇见的事，作为这里的护士，她的亲身经历可能与传闻不同吧。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追问，护士长已带着一个小护士走了进来，说是该查房了。吴医生站起来，抱歉地说：“你看我这工作，还没喘上一口气，又来了。”
这一瞬间，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和你一起去查房，行吗？”
吴医生顿了一下，可能是理解了我的职业好奇心吧，说可以，同时还从墙上取下一件白大褂让我穿上。
“还有，这个。”他又抛给我一顶白圆帽，戴上后我觉得这帽子有点像厨师。
同行的护士长和护士都有些异样地望着我，她们一定将我看成新来的医生了。其实我更像侦探，想借此机会看看黑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座楼房的结构很奇特，一段不长的走廊上，除了几间医生护士的值班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病区在哪里呢？我正纳闷，护士长已经从腰间掏出钥匙，打开了走廊侧面的一道小铁门。咣当一声，门开处，有乱嘈嘈的人声从里面涌出来。我随着医生护士鱼贯而入，眼前才出现真正的大天地——长长的走廊，很多很多屋子，这才是病区。
走廊的入口处挤着七八个病人，在我的一瞥中都是长得有点蛮横的男子。他们自动地分向两边，给我们这群穿着白大褂的人让路。在我挤过他们的时候，听见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哼！又来了一个新的！”
这使我背脊一凉，同时对这个病人的智力感到意外，没想到精神病患者竟能从一群白大褂中迅速分辨出新面孔来。
我们走进了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接近老年的胖子，条纹住院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短小。他坐在窗下，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对我们的进入一点儿没有反应。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19床，早餐吃了稀饭50克，馒头100克。午餐吃了米饭150克，蔬菜没剩。体温正常，但还不能到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呆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
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
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
“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元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格登”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作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人想像为董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