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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底层就没有积水，湖洋田就成了易排易灌的段田。
三年后，奇迹出现了，村里的平均亩产从原来的300斤一举上升到800斤。粮食多了以后，他为了解决卖粮难的问题，又组织大家开了一条公路与省道衔接，这样，大大减轻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大家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中国几千年积聚起来的文化积累要改也难。荣魁子的村子提高粮食产量以后，这参观的人哪，就日见日的多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横跨江西、广东两省十多个县。而荣魁子是个不爱热闹的人，看见别人老是往村里跑，心里非常痛苦，就嘱咐村干部：“没事不要往村部去，也不要告诉我的行藏，我们都应本分当好农民才是正经事。”
而荣魁子改造低产田出成绩后，地委和军分区也想树立复退军人的典型，就请了军报的记者安排采访他。这记者事前花了几天时间，写好了采访提纲。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长，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当时的政治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但恰恰在这些领域出了点成绩的时候，这个讲成绩的活儿，就什么都“离不开”与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挂钩了。采访当天，开始问几个问题倒还顺利。
记者问：“你怎么想到要改造低产田的？”
荣魁子说：“因为农民，说实话，我们农民太辛苦了！”
记者又问：“你是怎样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造低产田的？”
荣魁子说：“这得感谢我的祖宗！”
记者不解的问：“为什么呢？”
荣魁子说：“祖屋倒了我才找到路子。”
记者又问：“你是怎样下决心打破封、资、修的余毒，拆掉祖屋的？”
这荣魁子一听，心想：他不但没完没了，还挖苦起我来了！我的祖屋倒了，我是想哭都没有眼泪，还说怎么下决心拆掉的。就气不打一处来，生气地说：“我是蛮干出来的！”
后来，这记者就痒痒地走了。
地委觉得他的事迹不弘扬怪可惜的。于是就派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住到村里。你道这人是谁？他是一位少年英雄，可以这样说，荣魁子有的经历，他有；荣魁子没有的经历，他也有。据说，他十三岁那年为地主放牛的时候睡在牛栏的楼上，晚上十二点钟偷偷跑到游击队里干起了革命。在解放战争中，他是少年冲锋队的小战士，在他十六岁那年，部队要解放一个县城，但这个县城的防御工事十分牢固，首长为了减少伤亡，决定智取。这任务就落在了少年冲锋队身上。攻打县城那天，他和十几个小战士化妆成游民来到城门旁边，十几个人突然争执起来，眼看就要打群架了，这时，势力较弱的一方，就跑到了守城士兵旁，请求他们评理，而另一帮人也迅速追了上来，旋即双方都掏出了驳壳枪，“噼噼啪啪”就打了起来，埋伏在后面的部队立即往城墙靠拢。就这样，没有费多少功夫，解放了这座县城。后来，这些小战士因为这次战斗立了集体三等功。全国解放后，他也是获得二等功臣称号的人。共和国成立后，他由国家保送到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根据解放战争的经历，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少年时代》。从此，他就由枪杆子变成了笔杆子，当起了专业作家。
人们也许会好奇：两个复退军人，一个是人民功臣，一个是农民的贴心人，聚在一块，是猩猩相惜呢，还是老少相互不买帐，抑或是双方敬而远之？你看了作家跟我讲起的这样一件事就知道答案了：有一次他到外地乡村采风，所谓采风，就是作家为增加生活积累和创作素材而到乡下生活。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年近四十的邮递员，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满满的两袋信件和报纸走在乡间小道上。每到一个村屋前都边走边吆喝着：“报纸、信件！”“报纸、信件！”
作家在城市生活了多年，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就急着赶到邮递员身边。刚看见邮递员的脸，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你道为啥？这邮递员是他当年的战友张运来！他左看右看，觉得不会错后，猛地说了句：“张运来！”
这张运来看了来人，说：“哎，以前你不在这个村？”
作家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说道：“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的战友！”
张运来端详了片刻，认出来了，也是十分高兴。作家就邀请他到房东家喝茶，张运来说：“改天吧！我每天把这事做完，回到邮电局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说完，骑上自行车就上了路。作家目送战友离去，一会儿耳边传来了“报纸、信件”的吆喝声。
作家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人民养育了我，对比我们看到的张运来，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有什么理由躺在功劳簿上呢？我有什么理由不为党和人民好好工作呢？”
而荣魁子听说地区派了一个战斗英雄来村里，也是不敢怠慢，安排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一户贫农作为作家的“三同户”。嘱咐说：“作家的自由不得干涉：他如果要劳动要及时提供工具，若要访问谁就带他去，若要去县、乡就帮忙送到乡镇。”
而作家呢，则十分客气地要求“三同户”：家里原来怎样就怎样，不要因为他的到来而增加负担。
荣魁子与作家见面，就像在部队见到首长那般恭敬，请教着对村干部工作的看法。而作家也确实是农民的后代，白天就在农民的地头与农民一顶一的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与农民交流的最好平台。到了晚上，他就蹓东家、串西家地聊天。不出三个月，荣魁子的大小事、长短处，一个不拉地收集在他的脑海里。他最欣赏荣魁子骨子里表现出来的为民所想、敢说敢干、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敢于负责的品格。他想，荣魁子在他的家乡能干出成绩，虽说偶然，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性。
事情有了大致的判断后，作家回了一趟地委，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然后，又回到了村里住下来，着手写他的报告文学。一个月后，荣魁子被任命为乡（公社）党委副书记仍兼村书记。又过了两个月，他的官衔上加了一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牌子。
半年后，作家的报告文学发表了。也不知是哪一个领导是始作俑者，认为既然农民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那荣魁子为什么不能再当大一点呢？于是，一纸公文下来，他又加官为地委副书记。从此，荣魁子成了官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地、县、乡、村皆有官职。
有人曾经说过：人生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你想，如果淡水鱼到了海洋还有它生存的余地吗？反过来说，深海的鱼类放在长江、黄河中也许蹦活不了几天，就会死去。话说荣魁子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眼里，是一个为他们办事的后代，说错的话原谅着，做错的事包容着，只要他的心是向着乡亲们就行。但到了县、乡的官场上和各种文山会海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实际上荣魁子本人也适应不了地、县机关的各种环境。
有一回，地委叫他去开会，休息时在地区机关宿舍，听到隔墙同是地委副书记的16岁的儿子，撒娇地向他的妈妈哭闹说：“妈妈，你叫爸爸买一支冲锋枪给我，我明天就要！要带到学校去，人家都有！地委书记的儿子没有大丢人！”
妈妈哄着儿子说：“好！好！乖乖，等一下，就叫你爸爸去买。”
荣魁子听到后对接送他的司机说：“这些人的儿女像什么！身上长着的‘小弟弟（生殖器）’大到能当武器把想咬它的狗打死了，还哭爹叫娘的撒娇。我们国家靠这帮人有希望吗？”
此后，他如果到地委开会，无论多晚，都不愿在机关宿舍休息，都要赶回村里。
最让荣魁子不适应的，还是文山会海。他一到会场就想打瞌睡。领导看到他有这个毛病，便心生一计，每次开会都让他主持。虽说主持会议的发言稿都由秘书写好，照本宣科就行了，但他本来就没有读多少书，要主持一个会议看懂发言稿也要花很大的功夫，这让他的精神集中了不少。
他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觉得在人民面前丢了脸。
那是当了县革委副主任后的第二年，县里召开三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