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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爱才的领导。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南方发现稀土矿藏，开采成本比北方低了很多，大有一窝蜂发展之势。有的靠近公路的个体户不用出门，在家门口摆一个桌子，挂牌收购稀土，然后送到镇上，每天就有一万元利润。1989年，长者行长吩咐支行长找我谈话，要我在半个月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稀土研究文章，他要亲自送到北京总行。支行长不敢怠慢，跟我热乎了几天后，就把分行长的意图告诉了我。我说：“半个月完成是不可能的，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有可能。”
这个想法反馈到分行，分行长表态说：“行吧，要注意质量。”
就这样，我用15天时间在粤赣边界的数十个稀土矿山进行考察，用了半个月时间学习全球稀土杂志和国内研究机构的可行性报告。又用半个月时间写成《关于平远稀土开发情况》，以秘密文件的形式向省、地行报送。可以这样说，我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否决他人意见铿锵有力，不容争辩；更可贵的是，在狂热氛围中不失冷静思考，在盈利时说到亏损风险。这篇文章写成二十年来，稀土几经起落，我数次自读该文，仍不失它的科学性。
分行长收到文章后，读了几回，觉得能说明问题。又多要了几份，装在自己的公文包里，专门到省里汇报去了。当时，省行对稀土一无所知，看了文章，又听了汇报，十分兴奋，迅速在两个地级市研究资金投入。后来，省、地到了平远作项目可行性论证，当时我正好出差在外，长者行长要支行长转告我：“这篇文章是立了功的，我拿到文章后到省里逢人就说稀土。你是有功于省、地行的人。我表示肯定。就是文章上报的时间稍晚了一点，没有赶到北京立项的时间。”
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八十年代煤气炉刚刚兴起，支行给每人发了一套，支行长对我说：“也不知这日本名牌过不过关，给分行长送一套去，请他试用发表看法，向日本人提提意见也好。”
我把炉子送到他家，装好，发现少了一个气管的卡扣，我就用铁线绑好管子，说改天给他换个卡扣。他一家都担心这炉子因为没有卡扣不安全而被害了性命，而我则忘了这事，害得他一个月后托人向我要了一个卡扣。
有一回，他坐在地委招待所的会客室里看着茶几，许久才对我说：“你们县生产的理石茶几质量好啊？”我不知就里，客气地说：“不行。”然后，他就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到梅江岸边散步去了。这亲热劲，让各县的同僚嫉妒不已。
一个月后，支行长跟我说：“听说分行长跟你说了要一个茶几，你怎么不给他办？”
我懵懵懂懂地说：“哦？”然后猛敲了自己的脑袋，说道：“嘿——你看我这记性，就是误事！”
后来，我利用一次出差广州的机会，在广州新大家具城买了一个梨木理石茶几给他送去。
他还是我敢于说他不是的长者。
我与他通过两封信，一封是求他办事，一封是批评他用人的失误。两封信他都没有回复，但信上所述之事他都很重视，亲手处理。
我与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离开梅州——我是调动工作，他是离休赴闲。此后，我在梦中与他神侃了数次，梦境中都是因为我年纪比他轻而数落他的不是。而他呢，则似笑非笑的应付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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