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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第9期 … 科学美文
刘易斯·托马斯
《科学的危险》导读
托马斯·刘易斯人很有趣，他1994年逝世，生前因为不同的作为而被人看做医生、病理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他身材壮伟，穿着讲究，绅士派头十足。1970年在耶鲁大学当医学院院长时，曾应邀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整理稿辗转传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结果他被该杂志的主编缠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后来所有篇目结集成书出版，一书名《细胞生命的礼赞》，另一本叫《水母与蜗牛》。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章就选自后者。
在本文中刘易斯指出：我们对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有一种恐惧感，经验证明每一次进步都产生了大家都没有料到的结果，我们没有能力预测和控制未来，但我们的理性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托马斯用一种近乎俏皮的语调分析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结论相当与众不同。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到了豁达睿智的学者风范，但在他的文风上我们看到的就不一样了——那似乎是一个被无知者群体的众口一词所激怒的、逆反的孩子在讲话。
如今，有个批评科学和科学家的专用词，叫作狂妄自大（hubris）。一旦你说出了这个词，你就说出了一切。这一个词，概括了今天公众头脑中所有的恐惧和忧虑——忧虑的不仅是科学家们自己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在这同一个词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忧虑：人们还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所作所为正在使这个接近结束的世纪变得极其错误。
Hubris是个有力的词，包含着多层有力的意义。它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但有着自己的新生命，早就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藩篱。今天，它已足够强大，正以千钧之力，对人们无处不竭其心智提出非难。人们的这种态度曾导致了露天剥采，近海钻油，DDT，食物添加剂，超音速运输机，还有那小小的圆圆的塑料粒子，新近发现这种粒子正在塞满马尾藻海的水域；这种智力活动也想出了原子核的聚变和裂变，使之能把一个个城市先吹倒后烧掉。
现在，生物医学正急起直追，就要赶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科学和技术了，于是也就招致同样的批评意见，用的也是那个贬义词。据说，整个生物学革命，都是狂妄自大造成的。是狂妄自大的态度，给我们开辟了这样的前景：行为控制，精神病外科学，胎儿研究，心脏移植，从其自身的一点一点非凡的细胞，无性繁殖出性能特出功勋卓著的政客，还有医源性疾病，人口过剩和重组DNA。最后一个，这种让人们得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嵌合到另一生物的DNA上面的新技术，被作为狂妄自大的最高典型。人要自作主张随意制造杂种，就是狂妄自大。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第一个词，从杂种（hybrid）到狂妄自大（hubris），在这里，那个人为地把两个存在结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怎么仍然保留着。今天的结合直接是希腊神话式的：这是把人的能力与诸神的特权相结合，而今天批评者使用的，正是hubris一词中所含的强作妄为的意思。这个词就是已经长成了这个样子，成了一个警告，一个专用的咒语，一个来自英语本身的速记符号，它说明，假如人开始作那些留给诸神作的事情；把自己神化，结果会是很坏的，在象征的意义上，比公野猪配母家猪生下的杂种对古罗马人来讲还要坏。
因此，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是极其严重的事件，要进行反驳，不是简单地嘟囔几声“反科学”和“反智力”等等所能胜任——这正是我们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现今所作的。对我们的科学事业的怀疑，来自人类最深刻的忧虑。假如我们是对的，而批评者们是错的，那么，情况只能是狂妄自大这个词被误用了。强作妄为并非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科学，存在（至少一时存在）着根本的误解。
我想，有一个中心的问题要对付。我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尽管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回答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但我得承认，这个回答是直觉的反应。可是我通过推理想透这个问题，我既不情愿，也没有受过那个训练。
在科学界的圈里和圈外，都已作了一些努力，要把重组DNA作为解决这一争论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支持者们被指控为纯属狂妄自大，是僭越诸神的权利，是僭妄和强暴；更有甚者，他们自己都承认在干着亲手制作活的杂种的勾当。坎布里奇市的市长和纽约市的首席检察官都得到建议，要他们立即制止这件事。
然而，关于要不要给知识划定禁区的争论，却与此大不相同，尽管那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已经有了，而争论的热点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应用。DNA已经被用来制作某些有用而有趣的蛋白质，那该不该把它跟大肠杆菌（E·coli）结合呢，有没有可能插入某些错误种类的毒素或危险的病毒，然后，又让新的杂种逃出实验室，在外面扩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制造病原体新变种的技术，该不该因此而被制止？
假如争论控制在这个水平，我看不出为什么它得不到解决，有通情达理的人就行。上个世纪，我们已学会了好多处理危险微生物的方法，尽管我不得不说，重组DNA研究的反对者们倾向于贬低这一大块知识。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东西，如狂犬病病毒，鹦鹉热病毒，鼠疫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被研究者在保险的实验室里加以处理，仅在罕见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则是决然没有的。像有些论者现在坚持的那样，设想造出了又厉害又贪婪的新病原体，能逃逸出同样保险的实验室去危害整个人类，这个假定是颇费想像力的。
但这却正是重组DNA问题的麻烦所在：它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争论的两边都曾多次大发其火，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场争论听起来已经不像是关于技术安全的讨论，而渐渐像是别的什么，差不多像一场宗教的纷争了。这里又回到了那个中心的问题：科学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在这个问号之后，不可避免地还跟着一长串难以回答的问号，领头的一个就是要问，首先，作决定的人该不该是坎布里奇的市长？
或许，我们大家最好还是放聪明点，急流勇退，趁重组DNA的事还没有扩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赶紧罢手为好。假如我们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让它局限于讨论之中的重组物的安全和保安问题，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有一些规定和守则，来确保公共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这些规定或守则，都要遵守。但是，假如可能，让我们别碰那个给人类知识划定禁区的问题。那里面针线大多，我们简直就不可能对付它。
说到这儿，已经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我已经站到一边去了，而且我的观点完全是偏见。没错儿，是这么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为我是多么支持重组DNA；我的观点，与其说是支持重组DNA研究，倒不如说是反对那些反对这方面探索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研究者，我不客气地驳斥那种断言，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验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们逃逸出来，让它在实验室外扩散。我相信，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还认为，宣称人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种相反形式的狂妄自大。在我看来，一种微生物，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长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病原体。在某种意义上，致病性是一个需要高度技能的行当，在地球上无数的微生物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卷入了其中；大多数细菌忙着自己的事，进食，进行着生命其余部分的循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致病性是一种生物事故，信号由那些微生物误指了，或被寄主误解了，像在内毒素的情况中一样。或者，寄主和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太长久了，结果，某种形式的分子拟态现象成为可能，像在白喉�